她好像立刻就能想象到那个场景，黑夜寂寂，他一个人，嘶一声划亮一支火柴，引燃那副卷轴，火焰蜿蜒成一条金线，一点点吞没他们的名字，卷曲，化灰，成烟……

她不愿再想下去了，用盖头蒙上他的眼睛，隔着那一层丝绸吻他。

他抱住她，处处感受着她的存在，喃喃地问：“是真的吗”

“是假的，”她骗他，“等你酒醒，睁开眼，我就不在了。”

他已经大醉，却还是不信，在她耳边说：“欣愉，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1947 年的春天，钟欣愉发觉自己有孕，找医生一查，竟然已经四个多月了。

本以为绝不可能，因为她年纪不轻，而且受过伤，很长一段时间身体很差，月经一团乱。

得知这个消息，所有人都如临大敌，林翼，阿渡，阿念，甚至还有几千里之遥的沈有琪。倒是她自己不以为意，照样每天上班下班，还辅导阿渡考了中学。

又过了四个多月，她生下一个男孩，起名阿升。

分娩也是在玛丽医院，从前肺科医生说她好运，现在产科的也这么讲，三十五岁的头胎，生得这样顺利。

从产房里出来，她看到所有人都在，阿渡，阿念，还有林翼，抱着那只小小的襁褓，又哭又笑。

大约还是因为杰米的教诲，她从来不信运气，直到那时，才觉得自己真的是运道好，比跑马厅头奖，血巷吃角子老虎机上的 Jackpot，抑或是交易所里隔夜大涨的期货，都要好运。

也是在那一年，有琪生了第二个孩子。两人隔着几千里互相寄照片，写信抱怨小毛头夜哭，喂奶有多痛。

但这些事，说过就忘了。阿升早上醒得早，林翼总是会把他抱出去，教她多睡一会儿。待她起身下楼，见他抱着孩子，总也不厌地看着，轻声拖着长音说：“爸～爸～，叫爸爸，爸～爸～。”

她忽而想起从前，父亲也是这样逗她，眼泪像是要沁出来，却又偏要笑他傻，说：“才几个月的孩子怎么可能会讲话”

他竟也羞赧，但笑不语，只是走过来，也抱着她。

她却又一次明白了他的心思，他从前总是说“我这样的人”，说他没有生日，没有父母，死了便是死了。但现在不同了，他和她一样，从未奢想，却还是过上了这样的生活，琐碎，平静，却也美好。

时间跨入 1948，从北边到香港来的人越来越多，既是因为战争，也是因为钱。

那一年，法币的发行量到了 660 万亿，12000 元才能换到 1 美元。

有琪从上海写信过来，戏谑地说：现在买米都要带一麻袋的钞票，每到发工资的时候，每个人都得用小车拉着回去，中途就买成大米、面粉这样的必需品。

要是去饭店里吃饭，一定要吃得快一点，否则等到结账时候，身上带的钱可能已经不够了。

听起来像笑话，其实却并不夸张。

钟欣愉在行里见过一位客人，她在上海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开过厂，办过报，还曾经在跑马厅附近盖过一栋楼。但就是这样一个颇有身家的人，经过几年战争的劫掠，再加上换中储券和大通胀，此时搬到香港，把一生的积蓄换成港币，只剩下了几千块钱。

“真的就是这点了吗”四十几岁的人怔怔地问，像是难以置信。

到了八月份，法币无以为继，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并且强制民间的黄金、白银、外币也都必须上缴兑换。

钟欣愉在银行里拿到这种新发行的钞票，青蓝色团花，一侧有蒋总统的头像，面额一百万元，似乎已经预示着它不可能存在很久。

也是在那个月，她写信给沈有琪，问有没有打算搬到香港来住

这几年来港的巨商富贾不少，名家也多，林翼的书画生意做得很好，她已经有余力可以帮忙他们在此地安家。但有琪却婉拒了，原因不曾细说。到底是为什么，钟欣愉只有隐约的猜想。

转眼，便到了 1949。各种传言沸反盈天，今天说某某行遣散了员工，明天说某某公司倒闭，把开在香港的办事处裁撤了。

更有行员早晨走进办公室，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说上班路上有人跟踪。

有些年资的同僚自然想到 1941 年的事情，一时间人心惶惶。后来干脆有人去找郑经理，要求行里赶紧发遣散费，好让大家早寻出路。

那段时间，郑经理几乎每天都在劝，劝这个安心，劝那个再看一阵，说形势总归会稳定下来，他们得坚守岗位，保护行产。

但还是有不少人辞职离开，临走前跟钟欣愉打招呼，还觉得奇怪，说：“林太你怎么不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