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完身份，上尉给钟欣愉做笔录，让她讲述什么时候遇到鹤原，有过怎样的接触，说过些什么话。

她一一回答。时隔数年，重又提起那件始于华盛顿的任务，中央储备银行，造币厂，以及东合影戏院，只觉如此久远。

上尉也问到了“金术士”，说：“1941 年上海的联络站暴露之后，你还有过他的消息吗”

“八月份从重庆回到这里，我打听过他，说是到日本去了。”钟欣愉跳开中间一段，如实陈述。

上尉停下，抬眼看她。钟欣愉没有回避那目光的审视。

但谈话周而复始，同样的问题又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出现，她便也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同样的回答。

最后，上尉从打字员那里拿过笔录检视，终于满意了，对她说：“请允许我表示对你的敬佩。”

钟欣愉只是笑了，她知道这敬佩仅限于她从 1940 年到 1941 年之间的经历，他不知道前面的，也不知道后来的。心里甚至觉得讽刺，因为当年在华盛顿，也是一个美国军官告诉她多希尔法，教她如何应对审讯，却不料最后用上的机会竟是在这里。

缓了缓，她坦然地问：“你们抓到他了吗我是说，金术士。”

上尉摇头，仍旧检查着笔录。

其实，钟欣愉已经知道肯定没有，否则一定也会有两张林翼的照片放到她面前，正面的，侧面的，叫她确认他是谁。

也许是因为那一点“敬佩”，上尉告诉了她更多。

鹤原在审讯中交代，林翼就是那一批美钞的制造者。

在调查中，美军方面想到了那些有关第九研究所的情报，自然与林翼联系在一起，但因为没有找到这个人，便也无法确认其中的因果。

他们只知道他在印制那一批假美元的时候故意留了破绽，使得鹤原落网，并就此推测，也许他从来不曾叛变，只是失去了与上线之间的联络，又或者是在日军显出颓势之后，再次改变立场，倒向了重庆。

只可惜这两种猜想现在都没办法被验证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他已经死了，一切既往不咎。毕竟轰炸过后的东京只剩下一片废土，天皇降诏发布之后，第九研究所即刻解散，设备和资料焚烧掩埋，主战派与主降派还打了一场，不少人在那一夜被处决。

就这么说着，笔录已经递到她面前。钟欣愉低头看了看，在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知道这张纸将会被装订进某一本卷宗里，成为起诉战犯鹤原苍介的书面证据之一。

哪怕这只是一个大藏省派遣的经济学家，没有策划过战役，也不曾参与过屠杀，甚至很可能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但鹤原将在东京受审，就像派遣他的大藏大臣一样。

从美军办事处出来，已经是傍晚了，秦未平的汽车还等在门口。钟欣愉坐进车里，把方才的问答告诉他。

一边说，一边想。他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她却更加确定他还活着。因为这似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式，不必暴露马尔斯咖啡馆，以及整个一条线上的联络人，他自己也可以就此脱身。

秦未平听着她说完，不曾作答，或许也和她有一样的想法，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车子沿南京路开着，再拐到外滩那条大道。沿街的霓虹灯重新亮起来，又变回了曾经那一座璀璨玲珑的城，但最耀眼的还是黄浦江上美国军舰探照灯发出的光。

她在上海总会门口看见摆摊换汇的人，招呼司机停车，摇下车窗，问了行情。黑市一美元的汇价已经涨到法币两千元以上。

她从手提包里找出一张五美元，对那人说：“麻烦帮我换成法币。”

那人麻利地接过去，再返回到她手上，已是十张千元面额的法币，四周棕色团花图案，中间是孙中山的画像，簇新的，印着 1945 年的标记，甚至还闻得到油墨的气味，也许昨天才刚从印钞机上下来。

早在意料之中，但还是觉得失望。

她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江边，想把那几张钞票分给在那里捡烟头的孩子。但他们争抢起来，反倒脱了手。纸钞随江风飞舞，像一只只展翼的鸟。他们扑着，抓着，总算拿到手上。

再回头，秦未平就站在她身后。

钟欣愉自知失态，自嘲地说：“从前美金一元兑法币三元，后来变成五元，现在是两千，我们做的这些事，结果一点价值都没有。”

“不是的，你别这么想……”秦未平看着她道。

“那该怎么想呢”她反问。

他并没有立刻给她一个答案，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带着她沿江岸走着，许久才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华盛顿的时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