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育婴堂、童养媳、高聘金与福建溺婴习俗的终结

我们知道：自清代中叶以来，官府便在福建大力设置育婴堂，自广设育婴堂后。溺女之风有所戢敛。如德化县："至于溺女恶习，前虽有之，自同治初年遍设育婴堂，此风遂息" 。又如永安县："若夫溺女恶习，自道光十年新建育婴堂后，屡经示禁遍谕，近亦渐少"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倘若有办法，事实上，没有一对父母愿意溺杀女婴。因此，随着育婴堂的普遍建立，溺杀女婴的习俗逐渐缓解。不过，育婴堂养育的女婴有一个出路问题，于是，童养媳制度逐渐兴起。

童养媳。童养媳制不知起源于何时，在明代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个别的童养媳例子，例如《明史》记载胡贵贞"生时，父母欲不举，其邻曾媪救之归，与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长而配焉" 。可见，胡贵贞是一个典型的童养媳。但明代这类例子不多见，而在清代的福建，

由于婚嫁开支过高，穷人家难以成婚，于是，清代民间开始流行童养媳之风："小户人家多养苗媳于室中，俟长婚配，费少则事易集" 。事实上，各地育婴堂所抚育女婴的出路，不外是送给人们做童养媳。如政和县："城中及东平各设育婴堂，收养弃孩，乳养一二年，即由堂给钱与人抱养为媳" 。童养媳之风在清末民初最盛，如长汀县："城厢生女者多于分娩后与人抚养，外乡则"多抱新产女孩抚为儿妇。此童养媳之所以独多也" 。可见，在历史上童养媳制度对保全女婴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由于它根本不尊重女性自身的权利，而且往往使童养媳沦为事实上的家庭奴隶，因此，它在民国时期受到有识之士的批判，逐渐被淘汰。

高聘金。福建古代盛行厚嫁之风，谁家嫁女的嫁妆最多，谁就最有体面。清代福建最重视的是聘金，谁家的女儿收到的聘金最多，谁就最有面子。因此，女家往往是无限制地索取聘金，造成聘金象脱线风筝一样上升。如长汀县农村："聘金昔仅有百十千钱，今则动辄数百元。此外尚有猪酒鱼肉米糍等类。多则千金，少亦数百金。非家资殷富者莫办" 。道光时期的诏安县："中户娶妻聘近百金，下户五六十金，其余礼物不赀" 。与聘金高涨的同时，厚嫁之风却稍有衰替。人们对嫁妆的看法是：有当然好，没有也无所谓。许多女方的嫁妆实为男方付钱所购。自从这种风俗盛行后，女孩从"赔钱货"变成了"赚钱货"，人们再没有理由溺婴。如民国《永春县志》记载："百数十年前聘礼无过百金者，生女过多者辄溺之。虽经慈善家之劝戒、育婴堂之救济，然不能免。近则聘礼动至数百金，无在百金下者，而妆奁之厚薄转未过问，虽穷乡僻壤，女孩均得保全矣"。

总之，由于各地大建育婴堂及童养媳和高聘金之风的流行，清末民初，福建的溺婴之风逐渐消失，当然，这一消失也是不平衡的，沿海发达区早一些，内地山区迟一些。由于风俗的变化，导致出生的女婴受到保护，因此，民国时期福建男女性比例失调的现象逐渐受到控制，迄至共和国时期，出现了正常的女多男少状况。

人口节制并非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新观念，人口膨涨的压力对古人来说同样是存在的。比较起来，由于古人生产力低下，节制人口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不过，古人缺乏科学的避孕技术，本来是很好的人口节制思想便转化为不人道的行为─一溺婴。溺婴是一种残忍的、不人道的人口节制方法，它在福建历史上存在很久，造成宋元明清以来福建人口结构的失衡。我们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不能忽略这一状况。

第145章

十四阿哥胤祯听到这里, 上了心。

这才是重点, 一个普通的渔民, 是如何从葡萄牙人手里抢到火器还找到目标开枪？

首先，他会开枪？

十四阿哥胤祯的目光定定地看着他，黑沉沉的吓人。

年轻的渔民沈阿五，脚上一双草鞋, 一身穷苦渔民的短打装扮，土褐色的衣服缝缝补补洗得发白, 不用靠近就能闻到他身上的鱼腥味。

他察觉到这位十四爷的目光变化, 不由得瞳孔一缩，咽咽唾沫。

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说出来下面的话。

他自己抢了葡萄牙人的枪支，还打伤了那位害得他妹妹身亡的葡萄牙人。目的，一个是为报仇, 一个是为了惊动皇上引起皇上的注意。

他愿意承担伤人的罪行，只求皇上处罚恶人, 给当地人做主。

十四阿哥胤祯乐了。

仔细地打量这这位渔民，五官普通，脸上是常年打渔的风吹日晒，身体健壮, 有一股子义气和血性，却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毫无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