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队队长震惊：“你们生产队这么多地？我们算上可以种果树的地，一人一亩三分，三分地，一亩山。”

莲花生产队队长朝院里使个眼色，众人不明所以，想问怎么了，听到叶烦的声音：“你们生产队人人三斤五斤，你二十多斤，你家又没渔船，哪来的？”

山西队长笑着说：“亲戚送来的呗。要是多一两斤，说不定叶会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过了。二十斤？怎么不把亲戚家的东西都弄过来，单给他家租一节车厢。”

五星大队队长垫脚看看，对莲花大队说：“好像你们生产队的。”

“莲花”大队长赶紧过去，一看真是他大队的，“都卖你的东西别人还卖不卖？”

社员亲戚其实给他五斤，但不是第一次，这一两年每次食品厂收货前，亲戚都送几斤托他卖。可是除了自家东西，他家还有小舅子和他亲姊妹的，偏偏食品厂是集体的，不能可着他一个人收，而且每户最多十斤，所以他只能把自家东西拿下来。

社员老好人不好意思拒绝亲戚，又别无他法，便用这招——过几天亲戚问起来就说食品厂要的货少，只走一车厢，他的东西太多，被厂长和会计发现了。

大队长哪知道这里面的事，就说：“拿下来！”

社员把小舅子和姐妹以及自家的东西留下，分别三斤、三斤和四斤。之所以这么清楚，只因他料到苏多福和叶烦不会叫他蒙混过关，所以先称好分好，回头小舅子和姊妹问卖了多少钱，他说“你们两家都一样”，省得闹矛盾。

与此同时，在路边的九个生产队队长突然明白莲花队长刚才什么意思。

轮到他们九人，社员几乎都走了，九人把东西交给苏多福，请叶烦去办公室。

叶烦失笑：“直接说叫我干嘛。”

九人和叶烦身旁的莲花队长震惊，她怎么知道他们找她有事。

苏多福白了一眼几人：“盯着叶会计欲言又止，瞎子都知道你们有事。”

十人不好意思地嘿嘿傻笑一会儿，由莲花大队说：“还是包田到户的事。”

山西大队队长：“您别笑话我，我之前不想尝试是觉着现在这样挺好。不过跟他们聊一会，我觉着上面的政策更好，我们都决定跟党走！”

叶烦轻笑：“不说啊？那我回家做饭。”

五星大队忙说：“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分。因为可以耕种的地太少。”

叶烦：“把所有土地统计出来，分一二三等，用甲乙丙丁也行，假如甲等地十亩，就用十除以生产队总人口，再分别乘每家人数，是不是知道每家分多少地？如果生产队有五十户，就在甲等地上从一排到五十，抓阄决定，谁抓到一，谁分的地离家近。等分乙等地的时候，五十在前，一号排到最后，结果有可能是抓到一号田的人分到的山地离生产队最远。”

苏多福点头：“这个办法公平。有人分甲等地的时候抽到一，乙等地抽到五十，说明他运气好。其他社员不满也不能怪生产队。”

十个生产队队长琢磨片刻，意识到这个办法真可以。

他们回到家又找小队长讨论讨论，确定可行，除了莲花大队队长，这一晚其他生产队队长都叫社员开会。

翌日上午，各大队队长带着社员们量土地，其中大片大片竹林以及没有种果树的山地依然归生产队。像莲花大队的池塘，大队长也决定仍然归集体，万一真有社员颗粒无收，明年也能分到卖莲子和藕的钱。

山西生产队的沟河就没丈量，河里的东西卖了钱继续平分。当大队长说完这件事，就有社员问以后食品厂赚的钱还给生产队吗。

大队长跟其他生产队队长聊过这个问题，如实回答社员，为了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食品厂赚的钱不再平分给生产队。

很多勤劳的社员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因为一想到邻居啥也不干也能分到食品厂赚的钱就不痛快。虽然勤劳的社员也能分到一点，可是跟他辛苦打鱼比起来那点钱不要也罢。

其他生产队的地都分明白，莲花大队队长才通知社员开会。苏远航学校放假了，大队长就通知苏远航开会。

第二天量地，大队长想好怎么应付苏远航的父亲，没想到苏远航先一步把他父亲支走——苏远航的儿子说他需要学习资料，请爷爷帮他参谋。苏远航的父亲就觉着孙子比儿子懂事，所以吃过早饭就带着孙子去菜市场，从菜市场后面的码头搭客船出去。

苏远航告诉儿子国营饭店有很多好吃的，又给儿子两块钱。他儿子明白该怎么做，所以买了书就说渴了，喝了酒酿，他又说饿了，想吃八宝饭，想吃馄饨。没等他爷爷拒绝，说他把压岁钱拿来，然后掏出两块钱请爷爷下馆子。

苏父看见儿子就烦，孙子这么懂事，苏父越看越满意，就说爷爷请他吃饭。

下午三点，爷孙二人上船。等下了船从菜市场到莲花大队，分地一事尘埃落定，苏远航父亲气得晚饭没吃，一夜没睡，到了早上撑不住睡着，下午醒来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不过他是短暂失忆。

吃了饭出去转一圈，每个人都对“包田到户”赞不绝口，苏父不敢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就安慰自己他们只是暂时被大队长蒙蔽，过了年清醒过来就好了。

随着年味越浓，岛上一片欣欣向荣，所有岛民不但没有迷途知返，反而比上面宣布“革命结束”那段时间还兴奋。

杭城师范放假，廖苗苗回来，平时不是去牛小山家玩，就是去叶烦家，很少出来走动，可是也能感觉到岛民变了。人没变，给她的感觉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