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蔡伦已经制造出较为实用的纸,但到了魏晋初期，竹简木牍仍旧是最主要的书写工具。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纸张制造技术的发展，纸替代竹简木牍才成为最主要的书写工具。

农学院不仅种粮食，还种经济作物。还有农学家研究粮食收割后的其他副产物，如何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造纸酿酒之类就是最简单的提高种田附加值的办法。

那时的手工纸已经作为特色产品售卖，朱襄参观过手工纸的制作，有些印象。他前世记忆不怎么清晰的时候，就靠着模糊的记忆做了一些质量一般，成本很高的纸张。落难后，凭借这些纸张得到了蔺相如的帮助。

在赵国时，蔺相如招聘许多工匠，研究朱襄那记忆不怎么清楚的改进造纸术；入秦之后，秦王也大力支持纸张制造。

朱襄不太清楚纸张发展历史，但秦国既然已经用纸张代替竹简作为公文的主要载体，各地学宫也大量使用纸张做的书籍，此时的纸张制造技术应该是至少达到了魏晋后期，能普及的程度。

但这种程度要普及知识传播还是太难了。

就算到了现代，手工制造的礼品纸有了现代工具辅助，但价格也很昂贵，平常人不会用它书写。

何况古时。

油墨、毛笔等也皆是钱。古时所谓耕读世家，家中至少百亩田，再加上家中有可以让田地免赋税的功名读书人，才能供养家中世代儿子读书。

朱襄只能安慰嬴小政道：“至少比用竹简木牍时好。”

嬴小政道：“我知道。至少现在只要有点钱，就人人能当士人。”

嬴小政抱着手臂道：“我还记得幼时在邯郸时，那些人来找舅父辩论，都嘲笑舅父没有传家的经书，要借蔺翁和荀翁的书读。”

朱襄想了想，那时的记忆都模糊了。

他十分无奈。政儿这超群的记忆力，就是用在记仇上的吗？

扁鹊感叹：“是啊，若没有纸，家中得了几卷书，那是要传家传下去的。”

朱襄点头。可不是吗？

魏晋的世家门阀的荣誉起源，其实不是来自他们闭眼乱编的族谱，而是来自“诗书传家”。

东汉门阀就已经固化，固化基础就是汉朝官方认可的“五经十四家”。

所谓“五经十四家”，就是家中传有完整版本的“五经”书，对“五经”有最全版本注释版本的十四个家族。

后来这“十四个家族”几经变更，通过门人、故吏等扩张，在东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垄断了东汉官场，袁家就是传承“五经十四家”的最重要家族。

“五经十四家”是正统儒学传家，地位最高。其他传承了“杂学”的家族的地位会稍稍次一些。

比如当时东汉未灭，想要挤入中央权贵群体的孙坚所在的孙氏，就是家中有孙武兵法残卷传世；现代社会吹上天的郭嘉所在颍川郭氏，家中原是以律令传家。

孙氏和郭氏都是挤不上东汉一等世家，需要拜在“五经十四家”门下，或者与其结盟，才能入朝为高官。

在东汉末期，你学“五经十四家”注释的经书，就要接受对方的“注释权”和“领导权”，比后世学阀更古板。

东汉做官，要么举孝廉，要么入那些大世家为故吏，而举孝廉的大部分渠道也把持在“五经十四家”手中。所以袁家权势遍天下，便是如此了。

有人把持学术和做官上升通道，便有人想要取而代之。

“五经十四家”因是汉朝官方文学，用隶书书写，称“今文经”，比如谷梁和公羊的《春秋》，齐、鲁、韩的《诗》等。

有一群读书人以“考古发现先贤埋在地下和墙中的真正典籍”为由，依托古人重新注释经书，推举《左传春秋》《毛诗》等与其抗争，因挖出来的竹简是用大小篆书书写，称“古文经”。

因顶尖官僚阶层挤不进去，他们便效仿先贤，在地方上开私学，大收门徒，将“古文经”学问下沉，与只肯传家导致思想僵硬的“今文经”相抗衡。

刘备的老师卢植，就是“古文经”一派重要人士。

“古文经”和“今文经”斗争白热化的时候，遇到黄巾起义，一波把汉朝统治基础摧毁。而后便成了军阀混战，便没人再提什么学术争斗。

但因为“古文经”广开私学，打破学术垄断，淡化师生故吏关系，所以在三国并立的时候，官吏人数是占优势的。

曹操当时广开天下求贤令，也有打破两汉时学阀垄断的念头。

只是他管不住下半身睡人婶婶，害死了精心培养的继承人曹昂，之后的继承人曹丕施政才华和储君地位都不如曹昂，妥协接受了九品中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