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写者，许减二道。

很显然，第一场四书五经，是为了测试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及认识程度。

第二场是为了考察举子判别是非，撰写各种公文行政的能力。

第三场，是为了考察举子们在古今政事方面的见识。

这一套考试内容及规定，从明朝的洪武十七年，复开科取士，便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三场的试卷，全面考察生员，无疑选拔出的举人，大都是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的行政人才。

为了避免选出徒具文采之徒，本朝的皇帝还将唐宋都十分重视的”试帖诗”取消，明确亏定只靠应用文，不考诗词歌赋。

但是也有人会想到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而写上去。

虽然不加分，可也有人孜孜不倦的写。

朝廷是为了一心求才，重视实用性胜过那些夸夸其谈。

但可惜的是，在实际阅卷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会试阅卷是出了名的时间短，任务重，神人也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

本朝律法规定，从三月十二头场试毕，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

而录取放榜的时间，不得晚于三月底，距开始阅卷时间不过十来日。

算一算，扣除中间酒席谈笑，真正阅卷时间不过三四日。

再加上两位主考官并不直接批卷，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的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

这在初期还勉强可以胜任，但是国朝承平日久，这读书人多，考生更多。

阅卷的工作量，不仅由试卷的数量决定，还需要看试卷的答题量。

生平均在第一场要答两千两百多字，第二场三千五，第三场三千多字，三场共计近万字。

四千多万字的阅卷重任，全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且对于这些试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绝对不能像童生试与科考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批完了事。

因为会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取中的进士便有资格做官了，比举人更有前途，其重要性便是提到国家兴亡的程度也不为过。

所以为了保证阅卷质量，在公布录取名单之后，各省还需将取中进士的试卷解送到礼部复查考卷，这个步骤叫做“磨勘”。

“磨勘”一般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完成，那些清贵无聊的官员们，会审阅每一份试卷，检查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是否舞弊，以及考官阅卷是否认真，比如试卷中有错别字，语句不通等等问题，同考官是否标明了。

对于同考官阅卷过程中的错漏，一经磨勘查出，都必须进行严厉的处罚。

按照规定，同考官阅卷过程中，没有通篇”句读”的，会有降一级的处罚，如果同考官”句读”有误，则会罚俸一年。

情节严重的，还会降几级，罚数年俸。那些同考官本就是些六七品的小官，谁能受得了？

在“句读”上做文章，来让同考官们好生阅卷，这主意简直变态到极点了。

因为这时候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的，同考官阅卷时，必须仔细读过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否则根本无法断句圈点。

所以阅卷者根本不可能一目十行，他们必须逐字逐句的阅过，不仅要注意文字通顺与否，还要给每份试卷写评语，并陈述是否荐卷的理由。

想想吧，试卷时如此之繁多，时间是如此之紧迫，阅卷者又是如此之少，出了纰漏还要受弹劾，降级罚俸。

而考试内容又是如此复杂，涉及文体如此之多，且文章又是千人百面，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同考官们纵使都是神人，也不可能保质保量的按时阅遍全部试卷。

所以经过上百年的变通之后，考官们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阅卷只重头场七篇八股文，对于后面的两场，只需文字通顺，没有错别字即可。

为什么会只重八股呢？

因为这是一种格式极为严格的文体，对于考官来说，比较易于把握其对错优劣。所以它能大大提高阅卷速度，便于评判试卷的合适与否，使所有试卷都能如期一一阅过，且将考官的主观因素降到最低，从而保证官吏选拔考试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比如说，八股文的文体规定，开篇破题只能用两句，如用两句话都没破解出题意，或虽破解出题意，所用句子却超过了两句。

或破题未能扼题之旨，肖题之神；或者破题中涉及孔孟等圣贤之名，而未用代字，这篇文章便不合式，可以不取。

后面的内容便可直接不看。

之后的“承题”、“原题”、“起讲”、“入题”等每一股，都有严格的格式和章法的要求，对了错了，一目了然，绝无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