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梵妮和瑟琳娜在花园里的长椅上晒太阳。她们看到我，摘下墨镜冲我打招呼。我抬起手臂，感受到内侧口袋里沉甸甸的礼盒，胳膊变得僵硬。好在她俩没有发现我的异常。

我掏出手机贴在耳边，假装有什么人打来电话。她们会意点点头，继续聊她们的天去了。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梵妮。她察觉出我在看她，侧过脸笑了一下。

求你不要再冲我微笑了。

我默默祈祷。

她不知我的内心有多阴暗。我的心底隐约有个模糊的答案，像浮在水面上扭曲的影子。

可是我不要向前走，我不要直视自己映在水中丑陋的嘴脸。

我知道谜底，可是我不要看到它被揭开。这事不准发生。否则会天崩地裂，我会血肉模糊。*

人需要通过寻找原因消磨过剩的情感。我寻找原因，实则是寻找原谅自己的借口。

我对她的好感，我将之称为惺惺相惜；我心甘情愿为她做过的事，我说那和我对她的敬重是分不开的。

然而原因只是一段弯路，它对结果毫无影响。我是痛苦和欲望的矛盾体。我痛苦，是因为我清楚我对她的感情就像被烈焰吞噬的火柴。而欲望，不禁让我再度划上一根火柴。

我知晓，你爱着她。这一目了然，这一看便知。我和她的年龄差距。我也知晓。我都知晓。就算我再年轻个二三十岁，两个利己主义者也是不可能相爱的。就最终的结局而言，两者毫无差别。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或许这一切只是一个孤寡老人的独角戏罢了。他控制不住自身泛滥的情感。一不小心弄混淆了欣赏和爱慕。

出于对你的忠诚和对自身的严于律己，我尚能克制得住自己的情感。

而且从关系的角度考虑，友谊所提供的支持可能是最无害的。因为基于血缘的亲密关系往往因为浓度过高而使深处其中的人受到伤害，以爱之名的纠缠又会因付出和索取、期待与疲倦令人饱受折磨。

由此看来，友谊才是对另一方抱有情愫的人的保护伞。保持友谊的距离，没人会受到的伤害。

在友谊中会表现得有节制（不会爱得浓度过高），而这样有节制的爱可以使我们身处一个既能够被滋养又不会被高浓度的爱的关系所禁锢的可进可退的处境。*

即便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梵妮的灵魂早已安息，我还是毅然决然撕掉了这部分手稿。原因无他。

时间教会我两个道理：第一，人们的感情不一定会得到回报。第二，有时候人们不一定必须知道真相。

时间回到婚礼后的两个小时。我举着手机打了半天假电话感觉自己蠢极了，于是把它塞进裤兜里。这时客厅的电话又响了。上面的号码来自警察局。

“阿尔弗雷德，是我，戈登。”

“嘿，老兄。最近怎么样——等等，你那边是什么声音？”

“我正要跟你讲呢。真是糟糕透了。”他扯着嗓子叫我稍等。一阵略显杂乱的脚步声后，背景音里的呐喊声小了许多。

戈登告诉我，我所听到的声音来自杰罗姆的狂热粉丝。他们正试图用偶像的棺材敲开警局的大门。

杰罗姆，一个疯子，杀人犯竟然有支持者。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对吗？

但事实确实如此。人类已经失去了快乐的能力。一辆三百马力的汽车只有当它被一个疯子开进壕沟粉身碎骨时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人类是悲哀的牲畜，能让他们高兴起来的只有奇闻怪事。以及屠杀。

更可怕的是，杰罗姆不止是一个死人，他更像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活在活人的阴影里，影响着一个又一个人。

“布鲁斯在家吗？”戈登问我。

“不。他去了杰罗麦那儿谈能源项目。你的意思是……他和杰罗麦会有危险？”

“我无法保证那些极端分子会做出什么事来。对了，还有洛佩斯夫人。稍后我会通知她这个消息，让她小心点。”

我偷瞄了一眼花园的方向说道，“或许你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她此刻就在我这儿。”

“真好。看来我很快就能参加布鲁斯的婚宴了。”戈登挂断了电话。

几乎与此同时，我用手机拨通了你的号码将它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手上也没闲着，忙着检查枪.膛弹.夹。

“杰罗姆的信徒开始搞事情了。无论你在做几个亿的大项目都给我立刻赶回来。”

“好的，”你的语气顿了一下，“谢谢你。我这就过去。”

我明白你现在不方便和我交谈。身边很可能站着什么人。

“等我，布鲁斯。待在那儿别动。我马上过去。”我再三嘱咐，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上楼梯去房间又取了一把备用手.枪绑在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