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组把选手们安排在一处较偏僻的居所里。考虑到南切巴扎总共就那么点大，詹妮弗实在不能说导演希望大家都住好睡好的努力起了成效，不过她的确挺享受在面包店的香味和杂货店的风铃声里起床。南切巴扎是夏尔巴人的商业中心，可面包店是当地人为了招待外国游客的产物，杂货店出售的也是当地人制作给外来人的小物件和各种工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生存现状。

自世界上第一次有人登顶珠峰以来，夏尔巴人就以登山向导和劳工的身份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原本他们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脚下，虽然贫苦但安居乐业，可随着珠峰商业登山的发展，现在但凡有点出息的夏尔巴人就不得不一年攀爬雪峰数十次，还拿着与付出和危险性根本不成正比的工资——尼泊尔政府从发放登山证这一环节开始获利，并从旅客支付团费中抽取高额报酬。

节目组雇佣了一批最好的夏尔巴向导和劳工。

詹妮弗不能说这个举动是对是错，但她至少很高兴这些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安排夏尔巴人跟队在观众看来可能少了些紧张刺激，但珠穆朗玛峰是第五轮“直上云霄”的首站，也是相对较简单的一站，连攀登方式也是更注重团队协作更商业化的喜式登山（喜马拉雅式），即多次上下适应环境及运送物资工具的长时间多人攀登，而不是阿式登山（阿尔卑斯式），即以个人或几人小队形式的轻便快速登山。

领队索登·拜臣来自澳大利亚，向导普巴是土生土长的夏尔巴人，说话时都带着些口音。索登曾多次带领队员无氧登上过珠峰，但他对这次全程供氧的冲顶还是不敢打包票。事实上，谁也不敢拿8000米级来打包票。

“你们都是最好的选手，普巴的也是最好的向导，那又怎么样呢？”索登在小会上说道，“团队会把所有补给提前放在山上，经过的路也有人会提前去重新铺设，务必把风险降到最低。但山就是山，你们可能会有高原反应，会被冻掉脚趾，甚至会葬身于此，一旦走到雪原上，有时候就没有回头路了。”

“听上去像在恐吓我们。”一名来自印度的选手，南德娜·辛格说道。这位女选手从第二轮开始因为身份而引起众人关注，比赛持续的这两年，她也常常在轮次间歇穿行在印度各地宣传平权和反对暴力。她的皮肤和詹妮弗的几乎一样白皙，而“辛格”又是个典型的属于婆罗门种姓的姓氏，不难想象南德娜的活动会受到多少质疑和阻碍，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印度常有人指着鼻子说她“作秀”。

个人的力量实在很难改变什么，或许这才是很多普通人憧憬超级英雄、向往力量和权势的原因。

不过南德娜再有名，此时此刻活跃气氛的努力也有些不合时宜，至少多洛雷斯·哈特就很直截了当地对她露出了轻视神色。

“恐吓？”索登做了个鬼脸，“女士，我自己就在K2上丢了几根手指哩。”他把厚厚的羊绒手套摘下，像国王展示宝冠一样把双手举起来展示给选手们看。左手无名指、小指和右手小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长好的肉块。“山峰永远印在我的手上。”索登道。

这种景象约莫常常被他拿来警醒团员，但在见识过爬虫药剂的选手面前却最多只能让他们唏嘘几句。詹妮弗意识到前几轮生命环已经把他们惯坏，任何伤口——只要不是忽然暴毙，任何疾病——只要不是无药可医，在生命环面前都是小菜一碟。

她把视线转向远方云中的雪山。

索登示意向导们把一些资料发到选手手上，说道：“后天我们将出发前往珠峰大本营，我希望你们抓紧剩下的时间检查登山用品。去年有个团员直到上山前才通知我们他的连体高山靴密封性不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你们都不愿意在山上被冻掉一条腿。”

人群纷纷应是。

“另外，我们的队医李先生希望每个人都能花时间进行一番检测，并为你们解说哪些迹象值得注意。南切巴扎的海拔并不算高，接下来几天小队将行进到珠峰大本营，那里的海拔高达5000多米，会让许多不习惯高海拔的选手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是的，高原反应，别不把它当回事，每年都有登山客因此丧生。”

高原反应这个词组引起了全场的肃然。

简单来说，海拔高的地方通常是低压低氧环境，人如果从正常气压环境忽然进入此类环境或长期处于此类环境之中，很可能产生各种急性或慢性病。急性高原反应对不适应高原环境的人来说很常见，患者通常感觉头晕头痛或喘不过气，有时还会心律失常，更有甚者会引起肺水肿或脑水肿。著名登山向导、奥克兰人加里·鲍尔就是在攀登道拉吉里峰时由于高原脑水肿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