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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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中傅恒所说的那些历史大案有兴趣者可自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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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都御史】我国谏官制度的起源非常久远，就是我们常说的言官。在商汤时期，已经设有专门的“司过之士”。《吕氏春秋》中有一段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所谓“司过”，即负责纠察过错，联系这句话的下文来看，纠察的主要对象还是君主，而非群臣。古代贤明的君主，知道但凡是人，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犯错，即便是一国之君也不例外，所以需要有人来提醒和规劝自己的过错。“司过之士”，是古代谏官的雏形，自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正式的谏官制度，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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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直到元朝，御史台一直是主要的中央监察机构。到清朝时，谏官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都察院作为明朝监察机构首次出现，左都御史和右都御史也就随之产生。直到明万历皇帝后，随着监察权力的加强，最后基本上全都归于到了左都御史此一官之上。清朝左都御史仍是都察院主官，且是最高监察长官，左副都御史协理左都御史。清初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满员为一品，汉员为二品。至雍正年间都定为从一品。而清朝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只是兼职，所以数量并不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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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谏官是个比较得罪人的差事，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都察院的监察作用，清廷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来保障科道官充分履行其职权。第一是言者无罪权。谏官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人无法完全避免犯错，而谏官也是人，也会有说错话的时候，如果因为说错话而被处罚，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直言敢谏的言官被淘汰，余下一帮溜须拍马的逢迎之徒，那么监察机构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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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风闻言事权。《清史稿·职官志》记载：“（清）初沿明制，设都察院。天聪十年，……定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监察御史许风闻言事。给事中同。”所谓的“风闻言事”，就是允许谏官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上奏纠参。无论是什么小道消息、街头巷闻、花边八卦，如果谏官本人认为有必要奏达天听，都可以大胆进言，即便最终证明传闻不实，谏官也不应为此受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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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制度极大地扩充了言官的监察能力。虽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部分官员滥用风闻言事权，挟私打击政治对手的情况，但若无这一制度保障，言路必将受到阻遏，官场的许多阴暗面，也失去了曝白于日光之下的机会。另外，古代官员想要升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的赏识。对京中那些品秩比较低的科道官而言，平常基本没有觐见皇帝的资格，那么上奏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向皇帝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这也鼓励谏官多写奏折，多向朝廷揭发官场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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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恩和吴拜是乾隆二十二年时的左都御史。赵宏恩于乾隆二十一年由工部尚书调左都御史。设定吴拜为鄂尔泰门生为小说杜撰。】

第147章 心魔（二）

魏湄生了十四阿哥那个晚上，皇帝翻了容妃的牌子。而容妃离开长春仙馆后，便叫给乐安和置办丰盛的晚膳，因为皇帝让李玉一早就告诉她了。她让福康安和乳娘留在天地一家春，自己去和皇帝喝酒庆祝。她见李玉捧上一个土罐子，给二人倒了酒，有点儿惊奇。

李玉便笑道：这是纳兰夫人自己酿制的三白酒，春和园早两日教人送来的。容妃恍然大悟，笑对皇帝道：原来是四爷家里拿来的东西，那沉璧定要好好喝。说着和皇帝杯子一碰，一饮而尽。皇帝也笑着一饮而尽，自从南巡之后，容妃说起他和纳兰夫人时，常叫他四爷，因纳兰夫人这么叫他，他知道她在揶揄自己。

皇帝得了新荷包，容妃自然不会怀疑，鞋底她更不会知道，皇帝不准李玉告诉她。还有璎珞给皇帝写信的事，皇帝自然也不会说，但他不知道，这件事容妃知道。两人喝酒吃菜，说魏湄和永璐还有七格格。

皇帝见容妃毫不在乎，心里感叹：她和璎珞真像。璎珞送酒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谈到为皇帝和魏湄十分高兴，说在科尔沁，自己和魏湄熟悉起来，见她对皇帝真是情深意重，叫皇帝一定好好待她和她的孩子。

两人还说起璎珞的女儿姜姜，他们俩都还没见过姜姜，于是猜测她长得像谁。容妃道：皇上，您可以问傅恒大人嘛！皇帝摇了摇头，容妃立刻觉得自己说错话了，她突然明白了，皇帝和傅恒不说纳兰夫人，以前不说，现在还是不说。只听皇帝道：科尔沁回来后，朕没怎么和傅恒晚面。容妃知道皇帝是要傅恒在家里照顾璎珞，于是点点头，笑道：过年我们去春和园看戏就知道了！皇帝也笑着点了点头。他和容妃已订了初六那日去春和园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