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却没管我心里这么千转百回的想了许多，只笑着指着那条系在吴先生颈间的、与那身长衫极不相称的格子围巾说，“你看看这人，这么冷的天了，出门又总不记得多穿点。我只好牺牲下自己，把围巾借给他用了。”

我忍不住一笑，却见得吴先生横了李先生一眼，还没等我说什么，李先生就笑着走过去，帮着他把那捂得严严实实的围巾松了开来，顺手搭在门口的衣架子上，边说着，“嗳，我也不是怪你，只是你下次出门多少记得多穿些啊。”

李先生抿了抿唇，到底没多说什么，只低低的“恩”了一声，想是觉得我们仍是外人，不好在我们面前多说些什么罢。

没坐了一会儿少天就从厨房出来招呼我们坐下吃饭。

这其实是次挺愉快的会面。只是吴先生似乎不太习惯粤菜的菜式，但是他也并没有表达出什么不满，反而是李先生总是努力的劝他多吃些，在李先生眼中，似是吴先生一直都不太在乎照顾自己，但在我看来，其实不过是李先生关心太过。

席间我们也泛泛的谈了一些。我听他们谈话间说到吴先生是唱戏的，而且在上海的永和楼还是个挺有名的角儿。说来惭愧，我虽然平时总爱附庸风雅的听听戏，尤其推崇梅博士，也会哼几句经典的唱段，但正经去戏楼的次数却是屈指可数。除了几次应友人邀请以外，大多还是听的收音机。也因此对吴先生有了些既好奇又战战的心情来，一来想和他探讨下戏剧，因我身边之人多半都不太喜欢听戏；一来却又怕自己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不过一番交谈之后，却发现吴先生其实是个非常和善的人，全然不似他看起来那么冷淡而不近人情。他在提到戏的时候，虽则语气仍旧淡淡的，却不自觉的透出一股子自豪和欢喜的感觉来，连人也放松了不少。所以他虽然提及过自己年少时候学戏，总是如何的不甘愿，如何的想要躲得远远的，可我想时至今日，他对唱戏确是深深爱着的。

自那次小聚以后，我因为报社事务繁杂，很久都没再寻到机会同李先生相见。只是我毕竟是办报纸的，而李先生又是商界的青年才俊，是以偶尔也能从种种地方听闻关于李先生的零碎事情。也有过几次短暂的电话联系，但也总是先办完公事，再相互问好，聊聊近况，便草草的结束了谈话。

再一次相见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了。

那时候少天仍旧留在滇西。前线虽然已经展开反攻，但是战局仍旧十分紧张。我当时虽然一如平常的上班与下班，心里却着实担心。一则心系我中华能否趁此时机一举获得胜利，打退日寇；一则担心身处前线的同事是否平安。毕竟前线离上海颇远，纵有书信往来，仍旧滞后了许多。那天我正赶着去邮局寄包裹和书信，虽然报社中有电报机，但是一则电报耗费较贵，二则不宜公器私用，因而写着私人事务的东西一律还是都寄了信。很凑巧地，就在邮局碰见了李轩先生。

两年的时间并没有让他改变太多，他看上去仍旧是个温文尔雅又不失活泼的年轻人。他似乎也在寄什么东西，我随意问了一句，他回答我说他刚从老家探亲回来不久，这次是给身在南京的吴先生寄一些家乡的土产。

于是我便知道了他们两人竟然是同乡，还打趣了句难怪你二人总是这样亲近。

李先生只是冲我笑了一下，没多说些什么。但那笑容却是极温柔，极快活的。我早年也是记者出生，认真修过摄影，也拍过许多的人像，但我仍旧觉得只那个笑容，是我见过的、也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笑容了。

那也是我在回大陆前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

抗战胜利后，我家中长辈因着生意上的种种原因打算举家迁到香港去。我虽然极力想要留在大陆——毕竟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正是我等青年一尽微薄之力之时，奈何情势逼人，由于各种原因——并非仅仅是家中的压力——我于一九四六年离开大陆定居香港，同时在香港创立了蓝雨报社。少天以及报社里昔日一些关系极好且本家原也在广州的同事在随后亦赴港与我共事，不可谓不是一大幸事。

在那之后，因为香港在当时仍算是英国的“租借地”，加之国内政局风波诡谲，与大陆的音信也就慢慢断了。待得风波初定，已过了二十余年，而此时我与少天都早已从报社退休，便思忖着回大陆一趟，去探访旧友。

只是或许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不论是对这个国家，还是对我个人。在我们筹备动身前夕，立春的那一天，有一个自称是李轩先生侄女的女孩儿寻上门来拜访我。我询问之下才知，她是当年李先生的族弟李迅先生的女儿。李迅先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因病过世，却留下遗愿要求子女尽一切力量完成，而她为了完成这个遗愿，几经周折才寻到我的处所，前来求我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