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戳中身体残疾的痛脚，任勇洙勃然大怒，一拍桌子站起来破口大骂：“妈的，瘸子不比你这种人好？你以为自己什么货色！要不是燕子想让你回去，你看看你死这里有没有人管？！老子请你回去花我的钱，你倒还拿腔拿调！是不是要找个男人给你八抬大轿请回去啊？！”

王春燕赶紧站起来阻止他，喝止道：“你少说两句！”

王耀被骂了也不生气，仍旧坐着，淡淡地说：“你的钱我不稀罕。我不会原谅你们，不管是对我还是对爹娘做的事，我都不原谅。彼此看不顺眼也没必要住一起添堵，我不会回去，你们也不要再来了。”

听王耀说得这么坚决，王春燕只好打消了要接他回去的念头，给他留了点钱，也给劳改场留了联系方式，说有事可以找她。回去的时候任勇洙骂了一路，到家又气了好几天，王春燕只好劝着。

1992年的时候劳改场那边寄信给王春燕，说王耀身体不好在劳改农场做不了什么事，人也快到退休年龄了，希望他们还是把王耀接走。这次任勇洙说什么都绝对不去了，王春燕看到在上小学的儿子王嘉龙，突然有了想法。

她把王嘉龙一起带去了，和王耀说：“我们平时常在外面，这孩子都没人管教。不管我们做了什么起码孩子是无辜的，你不看我们面子也看孩子面子。”王耀叹口气说：“我也不会带孩子，你们请个保姆吧。”眼看又要僵持不下，一直沉默不语的王嘉龙突然过去抓着王耀的手，说：“你是不是会俄语？我想学。”

王耀就这么跟他们回了上海，过上了闲云野鹤的退休生活。王耀和任勇洙刚开始的时候水火不容，照面了彼此都跟看不见对方一样。后来日子长了也有所缓和，平时会打招呼，偶尔还能聊上几句。

王春燕和任勇洙确实挺忙的，做起外贸后更是常在外面跑，经常把王嘉龙扔给王耀，两人相处倒也融洽。王嘉龙真跟王耀学过一小段时间的俄语，大学时候还把俄语作为二外学过，不过水平非常一般，大概实在不是这方面的苗子。

王耀有文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尤其做饭还好吃，王嘉龙觉得他可厉害了。那时正流行香港电影，王嘉龙也爱看，学着黑帮电影管王耀叫“大佬”。王耀也宠他，两人关系好得很。

王耀回上海以后犯了懒，原本剪短的头发又渐渐留长。他平时没事好喝喝茶、练练字、遛遛弯，但就一个毛病，所有写过字的纸一定要撕得很碎才扔。王嘉龙知道这是文革里落下的疑心病，心说这不是怪费劲的嘛，后来送了他一台碎纸机。

等王嘉龙上大学的时候，同性恋已经非罪化了，社会上对同性恋的舆论也开放不少。有一次他大学一门文化课要写关于文革的调查报告，他把王耀作为采访对象问了一些事情，又顺便拓展了一下问到了伊万。王嘉龙再三保证一定匿名处理并且对父母保密，王耀才告诉了他。此外王耀从没对别的人主动提到过伊万，按王春燕和任勇洙的话说，这是改造成功重新做人了。

王耀的身体一直不太好，风湿骨痛到阴雨天都走不了路，平时也动不动这里疼那里疼的，但死扛着不去医院，只是买点药来吃。日子过得还算风平浪静，直到2005年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去医院看才查出来脑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再加上年龄大了，治疗也不过是拖点时间。经过一轮轮的放化疗王耀人很虚弱，到2006年初的时候眼睛也看不见了，医生说最多再撑半年，只用姑息治疗维持着。

三月中旬的时候王耀衰竭得很严重，他们都觉得他大概要不行了，王春燕和王嘉龙轮流陪着他，任勇洙偶尔也会来待一会儿。月底他精神又好了一些，有一天他突然问王春燕：“你从原来的房子搬出来的时候，家里的书还留着吗？”

王春燕想到过去的事心里很惭愧，说：“家里的书…估计都烧了。”还是她亲自烧的。

王耀“哦”了一声，过一会儿又问：“那有看到一支钢笔吗？”

王春燕眨了眨眼睛，问：“什么钢笔？”

“笔杆是黑色的，银色笔帽。”王耀说得很慢，带着怀念的口吻，“一根暗尖钢笔，质量很好。”

王春燕想了一下，描述太泛泛而谈了，这样的笔不是满大街都是吗？她问：“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特征？”

王耀犹豫了半天，才说：“是苏联牌子的，笔夹上有俄文。”

王春燕一下被惊得说不出话来。她肯定她没见过这支钢笔，但王耀此时提起，想必对他意义非凡。不忍心再让他失望，王春燕想了想还是说：“好像有点印象，我回去找找。”然后试探着问，“要这支笔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