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听出其中的警告和威胁，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等沉默延续了漫长的几秒之后，何局长才又笑吟吟地说：“这个事情我们下次再谈，你这段时间好好想想。现在先说说这两周布拉金斯基同志的情况吧。”

一次通话让王耀本来就乱糟糟的心更乱了。捱了两周等到月中的时候，王耀想了想还是跑去办公室了，但是等了一下午，直到傍晚都没电话来。

王耀有点莫名其妙，一开始想是不是主动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后来又觉得不要自己去招惹是非，不打电话来不是正合了自己的意吗？但王耀还是不放心，之后连续两周都去等电话，直到九月末也再没消息。

这真是奇了怪了，何局长怎么一声不响就消失了？王耀一方面担心，生怕何局长上次的警告会成真；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猜想事情是不是真就这样结束了呢？上次他话并没说死，总不至于何局长立刻就要把他的不配合给报上去吧？他思来想去，觉得何局长不像这样的人。

王耀放不下心来，打算之后找机会去专家局打听一下。但且让他暂时把这件事放一放吧！眼下离国庆只有几天了。

【上海·1959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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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总是很热闹，今年更非同小可。1959年正赶上建国十周年，上海城内早都挂出彩旗、海报——这还是伊万周末去市里开完党组会回来告诉他的。

因为是逢十的大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来中国出席国庆阅兵，其中最有分量的当数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是最近流行的话题，大家都暂时忘记了关于中苏矛盾的流言蜚语，说着“中苏友谊到达新的高峰”之类的话。

国庆这天照例要大游行，所有单位都去。群众按单位分成方队，穿着统一的服装一路往城里走，在市中心的主会场前接受领导检阅。检阅都集中在上午，一些单位的方队下午还会继续在城内游行，城内各处也有大大小小的庆祝活动和表演。

伊万不会参加厂里的游行，他在主席台上。市政府每年总会邀请专家们去观礼，但是上海有百来位专家，不能全都去，所以是这么规定的：专家来的第一年一定邀请，之后原则上隔年邀请，再根据人数和专家的意愿调整，每年大概三四十人。

今年是伊万到上海的第三年，半个月前专家局那边就和他确定意向，发来了邀请函。除了游行活动，专家局还安排他们当天下午去参观西郊公园里新扩建的动物园，晚上在解放大饭店的宴会厅摆宴。

其实中国国庆对在华苏联专家们而言也是特别隆重的日子。平常的节日——包括春节——都是各个单位自行组织晚宴，只有国庆是由专家局统一组织市内所有专家的活动。尤其是必不可少的晚餐会，一般是清一色的苏联菜式加上文工团的文艺汇演，市里的领导和各界名流还会来五六十人，档次是一年中最高的。

因为活动的主体是苏联专家，中方领导致辞或者敬酒的时候自己带翻译比每个专家带翻译方便，为了避免人员太过臃肿，不成文的规定是专家一律不带翻译，只有司机负责接送。这也就是说国庆假期内王耀没有什么额外的工作，可以完全投入到游行的活动中去。

王耀是厂里的编制外人员，本来是不能去参加游行的，刘厂长特别照顾了他一个名额——参加游行在当时可是顶光荣的事情！

厂里早订出了计划。除了上午的主游行，下午照常还是要去市中心的大街小巷，统共会走两三个小时。因为是个辛苦活，都是年轻的生产工人举着“庆祝国庆”“生产争先”之类的标语组成方队。他们今年还想了个创意，用三辆车搭上木板做成船的样子在前面开路，厂领导站在车顶上，从外面看起来就像站在船里一样。

模型道具都早置办好了，厂里30号停工排练队形。游行倒不像军队检阅一样苛求整齐划一，只是要排好队形、约定口号、讲清路线。

王春燕和任勇洙今年都入了少先队，任勇洙被选上参加学校的方队，春燕却没有，为此在家里哭闹了一个晚上。母亲安慰她：“去游行有什么好，多少累人。你在队列里不就看不成爹爹和哥哥游行了吗？”

国庆那天，一大早吃完早饭，杨怀琴就约了柳寡妇带着春燕进城去了，趁着早上人还不算太多，挤着电车七点多就到了主会场，占了个最前排的位置，边聊天边等。

入场式是九点钟开始，周围渐渐拥挤起来，报社记者在主席台上摆好设备，准备给群众游行拍照录像。离正式开始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主席台上的人依次入场，王春燕眼尖，一眼就看到伊万，手舞足蹈地叫：“大哥哥！——大哥哥！”杨怀琴点点她的脑门：“这么远哪里听得到哩！等爹爹和哥哥来了喊，看他们能不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