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本书增删十年，这是雪芹三十岁的时候写成的，二十年前只有十几岁，那也不算很小了，已经过了垂髫之年，同样不能再跟女孩子同桌喝酒了；或许有人会说，十岁的孩子还没那么讲究，玩家家酒也不算什么吧？那同样的，十岁的孩子已经读书识字，至亲家属，跟凤姐一处看戏、点戏更不算什么了。

因此这些红学家举出的两处自认为最有力的例证，恰恰是推论出脂砚斋是大男人的反证。

乾隆第一次看到《红楼梦》时，曾一语定论：”此明珠家事也。“说贾府其实写的是前朝宰相明珠家的故事，而宝玉的原型就是清朝第一才子纳兰容若。

容若死前，曾邀集诗坛好友在自家花园渌水亭前纵酒吟诗，题目是《咏合欢花》。那是容若生平最后一次聚会，最后一次写诗。虽然目前找到的资料中未能证明曹寅是否参与其会，然而曹寅生前经常出入纳兰花园，与明珠、容若父子相交往却是有迹可寻的。

纳兰容若病得突然，康熙飞马赐药，圣药未至而容若已死；曹寅患病时，康熙亦曾亲开药方，派驿马星夜赶送，仍然是圣药未至而曹寅已病死扬州——历史上的重合总是很多。曹寅生前想来会经常跟家人讲起容若的绝世才华与英年早逝，而在他死后，家人也想必会常常将他与容若做比较，合欢花的典故也会一再提起。

而曹雪芹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在容若故事与祖父遗风的薰陶下，难保不会效颦渌水亭故事，也来个纵酒吟诗的雅聚——事实上，敦诚、敦敏的诗中就常常透露出这种类似的集会，《四松堂集》中收了许多宗室弟子聚集唱酬的联句，也提过自己当剑换酒请雪芹的雅事；已有红学家考证出，书中咏菊十二首，乃脱胎自曹雪芹同时代文人永恩《诚正堂稿》和嵩山的《神清室诗稿》中唱和之《菊花八咏》，诗题有《访菊》、《对菊》、《种菊》、《簪菊》、《问菊》、《梦菊》、《供菊》、《残菊》等，和小说中非常雷同——这都足以证明，曹雪芹所写之闺中结诗社，其实是他自己参与的旗人子弟诗会的折射，”以合欢花酿酒“的，很可能并不是什么小朋友的家家酒，而是一些大男人的会中雅事。

况且，这个脂砚在文中一再表示自己是知情人的批语犹不止于百合花浸酒一处，贾母初见秦钟时，赏了一个荷包并一个金魁星，脂砚又在下面以熟卖熟地批道：”作者今尚记金魁星之事乎？抚今思昔，肠断心摧！“更足可证脂砚或为秦钟一流人物，乃是宝玉腻友。

说脂砚斋是腻友，还因为他喜欢发嗲，比如没事儿便称袭人为”我袭卿“，这是女人的口吻么？分明一个娘娘腔的大男人。更有甚者，第三回脂批里还有一句”末二句最要紧，只是纨绔膏梁亦未必不见笑我玉卿。“对贾宝玉也是这样腻腻歪歪的。

这个不论男的女的都喊人家”卿“的，如果是个女人，那也未免太轻浮了一些吧？一个男人到处留情，任人为”卿“还可以说是风流，倘若脂砚是女人，竟将对宝玉的”卿卿我我“宣诸纸上，岂非发花痴？

况且，脂砚在红楼女子中他最喜欢的女人是谁？宝钗、袭人，说到黛玉时，则时有批评之语，甚至说”此黛玉不及宝钗处“——黛玉乃宝玉之生死恋人，也是雪芹笔下第一深爱之人，还特地给她安排了个离恨天灵河岸绛珠仙草的仙子身份，可见她在雪芹心目中位置之重。然而脂砚与雪芹同是男人，审美眼光却不同，因此并不能体会作者深意，只是着眼于字面描写，追求三从四德的所谓贤妻，这是他境界胸襟不及雪芹处。

退一万步说，倘若脂砚便是湘云，那么她在看着自身经历的故事时，似乎也怎么都不可能同时称宝玉和袭人为”我袭卿“、”我玉卿“的，那袭人原与宝玉有云雨之情、肌肤之亲，后来又改嫁了琪官的。倘脂砚是男人，这种朋友家的仆婢佚事原算不得什么，但若脂砚是湘云，那她就是在说自己老公的前任女人，非但一不吃醋、二不鄙视、三不慨叹，倒亲亲热热称起”我袭卿“来了？除非她与琪官也有一腿，才咽得下这口气。

最后说一件趣事，前些日子在电话里与蔡义江老师讨论到这一观点时，老师又补充了一点：黛玉在怡红院吃了闭门羹后，高声叫道：”是我，还不开么？“偏偏晴雯还是没有听出来黛玉的声音。甲戌本在此侧批：

”想黛玉高声亦不过你我平常说话一样耳，况晴雯素昔浮躁多气之人，如何辨得出？此刻须得批书人唱’大江东去‘的喉咙，嚷着’是我林黛玉叫门‘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