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钱上头大手一挥，除却部分成本开支，就算做兄弟们的年礼了。

一并兴起的还有镖局服务，官方的厢兵数量有限，换的的钱币都要送往各地对口的钱监，一并还要领回新的货币，这部分工作除了作为象征意义出现的少数厢兵之外，保护工作就交由当地的驿站。

驿站需要人手，自然吸引了部分江湖人士前去打零工。

同时，在得到批准之后，部分当地驻军也成立了押运队伍，由身兼军职的年长军爷们挂旗。他们多半是和当地府衙以合作姿态出现，也算是第三产业。

事实上，宋朝的军队为了养活自己多半都会有二产和三产，比较普遍的就是放贷业务，下发的军粮和奖励、俸禄暂缓发放，先借给青黄不接期间的农民，待到他们收粮后将财收回，一方面有增长，粮食还会是新粮，而且还能降低存储压力。

除却可能存在的紧急出兵存粮不足或者上峰调查的风险，严格来说这已经成为了宋军的一种寻常情状。

就连岳飞及其岳家军都是当地的高利贷债主。

而押送业务、漕运夹带、走私、贩卖铜钱军备更是成为谋钱的好方法。

归根究底的原因便是宋初太祖在削减兵权的时候采用的一种方法便是鼓励当地军政敛财回易、歌儿舞女之风，如此自然导致武臣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和大多数朝代武臣为了钱财闹心不同，宋朝的武臣是真不缺钱。

军营内多以中上层层层相扣，一致对外方式进行敛财，这部分财富几乎当兵的人人有份，多少都能分到个甜头，直至宋中后期财政紧张，也只能默认乃至于鼓励军队以这样的方法进行营运活动。

同时，边关的将士进行这样的贸易活动也能够无心得帮助刺探情报。加之这样对于将士们也有提高待遇、缓解军费压力，平稳军官和兵士之间的矛盾，最后官方甚至是提倡他们进行从商业务的。

只要有了钱，很多事都不再是问题。

只是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军队的本质是保家卫国，如今将重心放在第二第三产业上怎么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腐败。

享受过歌舞升平大鱼大肉的日子，怎愿意将就清粥小菜？

况且将大精力放在经营上头，将士们哪儿来的经历操练？

大宋军队内能人多，粗粗一调查，会酿酒的、制纸的、书画、制药、乃至于烧炭的、织绣的都有。这些人便是军队里面的廉价劳动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宋朝的人力成本并不低，如果正常雇佣百姓就要服从国家的规定支付“最低工资”，但是军队上层差役下层却全然不需要。

劳务费照拿，工资不发，岂不是所有工头的梦想。

这样的问题带来的影响，在包拯和庞太师二人巡查一圈后全数写在了文书里面交给了帝王。

但是即便朝廷内开了数次讨论大会，这个问题依然得不到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法。这一点，夏安然也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法。

新中国的部队在建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允许进行二产、三产服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国家贫穷，的确无法负担军队、兵营的开支，因此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默许军营自我寻找方法进行贴补。

但是这一切都在中国经济腾飞后被禁止。

期间的军队大规模被爆出各种腐败事件很大程度上就和军队的私自经营有关，一直到一七年，各地方部队才基本停止有偿服务。截止至那一日，从禁止开设三产到停止有偿服务走了将近十七年才算平稳过度完成，而那时，华夏建军已经将近百年。

现代尚且有如此问题，何论北宋。

这个时代商贸繁盛，不光光是军队，就连许多官方项目背后都有大资本大投资的影子，资本市场的运作当中牵涉太多，断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更何况与军队有关，谁都不敢轻易动之。

简而言之，如果全面禁止军队开设旁系产业，国家就得发放大量的资产来弥补他们的损失——这部分钱，朝廷拿不出来。

但是如果继续让军队这样搞下去，于国家而言必然有损失，况且战斗力的下降亦是必然。

既如此——

“不若直接建立依附于军区的营业部门。”

夏安然将现代已经被禁止的“军队投资”概念给拿了出来。

此举不过饮鸩止渴，坦白说遗患亦是不少，但是考虑到仁宗在未来十年内的大动向，目前勉强可以一用。

“优选择选年长兵士从之。”仁宗长久的沉默后，言道。

于是，搭乘着钱币改革的东风，这一谕令走遍了华夏各地。

夜里，夏安然将自己的担心一一告诉白锦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