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全都是速食便当啊。”“不想吃可以不吃。”“饺子？”“随便。”

我不知道我为什麽又妥协了。

我都忍不住要质问自己，我就这麽贪恋苏枋在身边时的安逸吗？

这样不行。

苏枋已经把套路玩明白了。他每次往前试探一步，只要遭到我的抵抗就主动退半步，然后下一次继续若无其事地试探——我们实施渗透和策反的时候也是这样，以退为进，用一点点让步为更多的进逼制造空隙和周旋的余地，如此反複，逐步瓦解目标的底线，迂回曲折地逼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

这小子把我当什麽了？我开始从事情报和反间谍工作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

还是得让他回去。

“苏枋，你……”

苏枋拧了一下开关——火苗从竈台上窜了起来。

我的瞳孔骤然缩紧。

“唔……！”我卡住了自己的脖子。

“老师？”苏枋疑惑地转过身来。

呼吸忽然变得十分困难，就像有人捏扁了我的喉管。眼前的影像出现了扭曲和多重位移。我连连后退，耳朵里接二连三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我看见晴朗无云的天空下，集束弹在山丘间炸响，震蕩一圈圈扩散开去，群鸟从落日中心一跃而下，相约自戕；巨大的烟云腾起，巍峨的群山在瞬间被夷为平地，化作燃烧的红海。

沖天的火光，四处抛飞的弹壳，还有血流成河。

我看见自己跪在战壕里撕心裂肺地哭嚎，温佩尔小组侦察班大半身首分离，死没在了陌生的土地上。

那些无名无姓的尸体和鬼影绕着我不分昼夜地跳舞，呼唤我。

他们让我别再回家，他们要我留下。

我不能再回去了——

我失败了，没有人会迎接我，没有人会宽恕我。

“老师——老师！！”苏枋拍着我的肩膀，大声喊醒我，“呼吸！保持呼吸！”

我睁大了眼睛，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耳朵里轰鸣不止。意识好不容易返回躯体——然后我发现自己蜷缩在苏枋怀里，惊恐无助地尖叫。

苏枋轻轻地揽着我，满脸担忧：“老师你怎麽了——老师看上去真的很痛苦。”

我目光呆滞地望着远处，一时间浑身僵直。

完了，我意识到这下彻底完了——我患上了战争创伤应激障碍综合征。

我曾经在欧洲战区出生入死四年，每天枕着炮声睡觉，睁眼就是在尸山血海里穿行——那样地狱般的四年我都挺过来了，我克服了一切困难；解救人质、守卫设施、突袭暗杀、补给线保全、大规模歼灭战……我完成了所有急难险重的任务，尽我所能保住了每一个队友的性命，我活下来了，我的队友也活下来了，我从没有患过精神疾病！

然而，自从夺取杜拉罕的头颅的任务失败那天起，我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我总是吃半生不熟的速食，因为我没法靠近料理台，一见到火光就要起幻听；我抗拒跟便利店的店员讲话，他们说话的音量让我感到害怕；我情绪低落、厌世、阈值极低，易受刺激和惊吓，进一步引发了轻度失语，无法和人正常对话；睡眠时间变长，总是睡在沙发或者地上，是因为出现了梦游的症状，伴随间歇性神经衰弱。

我恍然间明白，我还是被摧毁了——被上校的死，以及突如其来的流放。

我是靠着回国的信念穿过刀山火海，活着走到今天的——可是上校因叛国罪被处决，他们将我流放，无疑是将我的脊骨整根抽走了。

这下，我是个废人了。

我再也不可能回莫斯科了——就算回去，也没有任何用处了。一个患了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的情报工作者还能做得了什麽？跟战争垃圾没有任何区别。

我不是因为失去了观月歌怜这个身份而迷茫无助，而是我潜意识里知道，那个国家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呜……”喉咙深处猝然发出一声支离破碎的呜咽。

好像从记事起到今天，我第一次被如此巨大的悲伤淹没，以至于流下了眼泪——这甚至可能是我第一次为了自己而不是任务安排而哭泣。

“老师？！”苏枋顿时慌了，手忙脚乱地掏手帕给我，“别哭啊老师……”

我勾着他的袖子失声痛哭。

苏枋大抵发现我的眼泪根本擦不干，便也不再做无用功，他只是抱着我任我流泪，任由冰凉的泪水打湿他的短褂前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