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唐昭宗，他倒是有一些想法，也愿意放手去做，但是在百年的负面积累下，唐朝已是积重难返，也就没有能够挽救的机会了。

此时的晚唐朝政已经为藩镇所把持，唐僖宗的时候，全国一百五十二个藩帅，里面只有四个是由强势的藩镇节度使任命，剩下的都是当地自己推举出来。而到了唐昭宗的时候，九十四个藩帅，有一半都是强藩任命，此时的藩镇发展到一种顶峰，唐朝廷王室对地方上的管理难以插手，唐昭宗再如何努力，也都是徒劳了。

农民和藩镇互相成就，借着这股劲头，推翻了唐王朝的统治，开启了五代十国长达半百年之久的分裂时代。】

李世民在宣纸上上记录下这两位末代皇帝的名号，他手中沾饱了墨水的毛笔在其后滴落下一个难看的墨团，就像是给黑暗的晚唐画上一个句号一般。

殿内安静地只剩下李世民衣袖与桌案摩擦的窸窸窣窣之声。

唐朝的历史在他们的手中走向繁盛，也在百年之后重新被打散，这对李渊和李世民这样的开国之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王朝兴替，这一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被这样真实地套用出现在李唐王朝奠基者的面前，引起了他们深刻的反思。

和秦汉不同，当天幕出现在秦始皇与汉武帝面前时，秦始皇需要面对的，仅仅是十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汉武帝要面对的西汉覆灭，是一百年后的情景。

始皇帝踌躇满志，改正自我，再度革新。汉武大帝亦不惧怕，做好当朝之事，再给后人留下深切的建议，便潇洒而去。

李唐王朝才刚刚学会走路，就被告知两百多年后无可挽救的灭亡之路，的确是很难如同秦皇汉武那般从容。

此刻，那些兄弟阋墙一类的争端都不再是这对初唐父子二人所需要聚焦之处，无论如何，李世民都是李渊命中注定的继承人，是值得托付大唐王朝的存在——甚至这也不是李渊现在要思考的问题。

那些眼前的纷争都不重要了，关键在于大唐走向衰败，是什么原因。

李渊低声道：“大唐兴衰之关键，到底还是因为这安史之乱吗，世民，你意下如何？”

李世民沉吟片刻，道：“安史之乱亦非其因，而是自兴旺转向衰败的果。天幕屡次提到土地兼并，耕者无其田，富者愈富，此方为真正的因果所在。”

无需发送弹幕，冥冥之中自有感应，祁衡微微停顿后，恰好接上了初唐父子二人的对话。

【唐朝覆灭的因果际会，从表面上来看，会归因到安史之乱安禄山与杨国忠等人在晚年唐玄宗面前的小丑表演，但一个庞大王朝的覆灭，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寻根究底，最深层次还是民生民田之问题。

这个道理说起来也简单，每一个朝代都为之做过努力，三代的井田制、董仲舒的限田思想、西晋的占田制，甚至是王莽没能成功的王田制，历朝历代的领导人都或多或少为维护农民小生产者的利益做出过努力，这是皇权集中模式下，皇权和农民权益相统一的原因。但是封建制度下，土地兼并也是根子里带来的祸患，有君主在努力，就有地主阶级在破坏，此消彼长构成了封建王朝的起起落落。

唐继承了始自北魏的均田制，和之前的各种土地制度相比，均田制可以很好地抑制土地兼并，并处理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同时还鼓励农耕的发展。

在这三百年中，均田制的确缓和了地主阶级和贫农们的矛盾，也给农民们带来了一段好日子。

这个“好日子”当然和我们现代化的农耕生活水平相差甚远，在那个年代，能够全家吃饱，就已经是盛世下能达到的较好的的图景。

这是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小农纯手工种植的效率难免有低效率的弊端，就算是放到现代，万千亩田的大农庄是一种效果，承包一百亩的小承包商也很有赚头，但是不可忽视小农手工种植在农村依然有很多。

和千百年前相比，这些小农种植者们在新时代，至少能够脱贫奔小康。而在封建社会中，吃饱饭，有地种，这就是他们最朴素、最真诚的心愿。

均田制一直维持到了中唐时期，有学者认为即便是贞观之治这样名声浩大的盛世开端，农民的生活，也不过是勉强果腹，国富富不到民，盛世之名，名不副实。

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不过对比起前隋后晚唐，贞观的民本思想已经算是相当优秀的了。】

李世民立刻在“民本”二字上做了重重的标注——这是天幕钦定的核心要义，等自己上任了是要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