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阮的其他事迹，见“经济”篇和“外交”篇）

《乡约》领地的设立使得民众没有束缚的情况下，设计更为精密复杂的大赛，并且邀请全国、乃至东亚地区各族优秀体育健儿参加。在赛事开办过程中，所有参赛国家——即便是敌对国——都需要暂停作战，以示对东道主的尊重。这个盛大的地区性运动会被认为是当今风靡中国的“全国运动会”雏形。很多受欢迎的比赛项目，例如俯卧撑、摔跤、划龙舟、钓鱼、越野障碍赛

都是从宋朝一直传承而来，并见证了许多传奇选手。

有人认为，这项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体育赛事与《乡约》同等重要，它极大增强了区域凝聚力，并将公正与和平的信念深植于人们心中。此外，由于梁山集团对男性和女性身体素质的同等尊崇，致使在迅速扩大的《乡约》领地里，上层女性缠足的风气昙花一现 ，很快成为了过时的潮流，为民众所抛弃。很难想象，如果这一古怪而残忍的习俗得以延续，会对十二世纪以后的中国人口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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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

从不同角度研究历史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经济史研究人员认为乡约的通行离不开甩掉宋朝的沉重支出包袱、以及盐业创新所带来的大量财政盈余，但科学史研究人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梁山团伙招募了众多技术精湛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很多都是被宋朝帝国迫害而被迫逃亡到团伙当中的。在这个重视个人才能、鄙视党派之争的群体中，他们的创造力得到了认可，并且得到了充足的经济支持。他们对《乡约》领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以至于到宋朝末期，人们惊奇地发现，《乡约》领地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都远远高于相邻的帝国辖境。

实行《乡约》的山东河北地区，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地方都高。据后来的统计，在《乡约》自治的前十年里，山东十六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0%，比同期的京畿路要高出三倍，比最富庶的两浙地区高一倍半，人口增长则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少学者认为，这或许得益于《齐民要术》这本宝贵的农业指南的支持，其支持者在乡约运动中打破了农业知识的垄断，将其传授到全境。结果是，当其他地区发生旱灾和饥荒时，山东人民仍然可以吃到菽粟和高粱。再加上生活水平的差距，许多外省人背井离乡，投奔山东。尽管朝廷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普通百姓为确保家庭安康和繁荣的决心，无论多大的困难都无法阻挡。

在工匠凌和数学家蒋的合作下，梁山武装集团改造了原本就十分先进的火器，致使自身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占据东亚地区的武力绝对优势。在一位道教修行者公孙的努力下——尽管他们的初衷只是制作长生不老的丹药——采矿业得以迅速发展，进而导致冶金技术的大幅改革，造出了更加耐磨损的农具和更加坚韧的兵器。一位从帝国倒戈到梁山集团的船舶工程师孟参与设计了可以抵御远洋风浪、并且航速提升50%的中式帆船。鉴于《乡约》领地逐渐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国沿海地区，实质上垄断了大多数出海港口，这些帆船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民间远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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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文化

如果说梁山反抗团伙与《乡约》的滥觞给帝国带来什么积极的作用，那便是在宋帝国末期，文学艺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文人们哀叹帝国的衰落，并抓紧时间进行奢侈的狂欢。由于《乡约》领地提供了更加优越和安全的生活环境，许多人纷纷涌向那里，并试图凭借自己丰富的文化知识在这个新型的草莽政权中崭露头角。皇帝试图通过培植和奖赏文人来限制人才的流失，但吸引而来的多是沉溺于自我享受和奉承当权的自私知识分子。这个时期的诗词和笔记反映了这种末世狂欢的戏剧性，当然也有很多关心国家和民生的作品，其作者大多没有得到帝国的优待。

在《乡约》领地里，很显然，由于重文轻武的风气得到扭转，花费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来培养一个埋首经书的学者被认为是浪费资源的事——至少在《乡约》前期的数十年是如此。科举制度的缺失使得梁山管理集团只能依赖于已有的文人储备，以及从帝国策反一些不满的文人——后者的数量十分庞大，足以填补高级管理人才的空缺。这段时间唯一可以称道的，便是民间文学和说书艺术被系统地记录并且传播，明显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

如果要对比帝国领土与乡约领地的风气，女性文学家李的作品提供了最为全面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