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于是想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梁山时，就有不少人兼职种田种菜养猪养鸡，如今到了异国，拥有充分自主权，自然也谋划着开垦点田地菜园。但一则地理气候不同，过去的经验难以胜任，二则种地周期太长，远水难解近渴。

好在后勤队伍带了不少家乡特产，茶叶煎饼腌菜冬枣之类，还有几百坛梁山窖藏的“仙人酿”，原本打算在北国悄悄的卖一卖，赚个差价。结果因为心疼自己人，慢慢都拿出来分了。等带的东西消耗完，就只能倚仗辽金两国提供的物资，或者自己出去打猎。大伙都是平民胃口，“山珍”吃多了也不消化。久而久之，大家开始思念家乡风物。有人整天无精打采，着了魔似的念叨：“大葱，大葱，俺要新鲜的大葱

”

阮晓露是全军参谋，除了行军打仗之事，其余都是她的责任范围。熟思之下，决定重启跑腿服务，把后勤事务外包给众家眷。然后张贴告示，定期将义军将士们需要的南国物品列举出来，请当地商贩输至边境，由后勤部门负责对接。

当然，在梁山上实施的“军功换物资”政策，也入乡随俗，稍微修改了一下：义军人员需要物资的，得用自己积攒的饷银购买。有军功者，可优先发布需求与挑选货物。

这其中当然颇有油水可捞。不过大家也捞得很克制：首先，后勤部门的主力是张贞娘等女性家眷，她们宅心仁厚，不肯胡乱坑人。而且当地商贩能在战火中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敢跟这些来历离奇的悍将们做生意的更是少之又少，可不能欺人太甚，把人都吓跑了不值当。

如此实行了个把月，成效显著。大家终于喝到了像样的茶酒，吃到了猪肉和汤饼。代价是，义军三千人全部钱袋见底。“维和”军饷眼看捉襟见肘，连从梁山带来的零花钱也所剩无几。原因也很简单。缓冲区没有成形的市场，买东西也没有固定价格，通常都是悬赏招标，价格多变。而缓冲区附近都被战乱摧残狠了，人口也不多，物产几乎没有，官道疏于维护，常有东北虎上路溜达——如此恶劣的商业环境，如果要商贾自愿前来贩售，那就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加钱。

自古以来，农副产品都是当地产出、就近消耗。本朝商品经济发达，也只有少量货品贡品进入长途运输。到了终端，其售价通常成倍增长，价格大头都在运费上。

于是，一斤粗劣的四川散茶，在济州铺子里卖八十文一斤，在辽国卖到三五百文，在金国价值千钱，而卖到停火缓冲区，价格飙升到三两银子一斤，而且还只能用商人自己的秤。

其余宋朝土产也都略同。虽然段景住有时也拿自己的俸禄买单请客，但大家不好意思全盘接受。涉及国际争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否则拿人手软，日后不好自处。

而且义军还发现，辽国铸造的刀剑铁甲，品质十分精良，不仅比宋朝官兵的装备优秀不少，甚至比梁山自己铁匠铺里造出来的还略胜一筹。习武之人看重兵甲，于是纷纷换了辽刀辽甲。这样一来，钱更不够用了。

刘唐悄悄找到阮晓露：“给咱梁山大寨递个信，让军师派人送点补贴吧！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这话跟其他兄弟说，都显得太没志气。只有小六姑娘善良细心，应当能共情一二。

“咱山上也不是没钱，”刘唐自作聪明地提议，“李俊兄弟不是送了那么多金银珠宝？也没说不许咱使吧？”

阮晓露脑袋一扭：“他只说让我随便花，不包括你们。”

刘唐：“

”

阮晓露发愁的是，她鼓动梁山兄弟改组成维和义军，虽然是为自身、山寨、和大环境整体考量，也跟大家达成了共识，这并非一条功名富贵之路——可总不能还自己倒贴钱吧！

否则， 岂非辜负了当初那些放弃招安，毅然投票的兄弟姐妹。

“放心，我尽快想个办法，不会让大伙一直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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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协议”虽然规定了义军粮饷由辽金官方提供，但毕竟只能管个温饱；要想过得和以前一样舒适，至少生活水准不要降级太多，成本极大。

如何冲淡缓冲区的高昂物价，让南国土产的供需稍微平衡一点呢？

阮晓露不是经济学家，而且以眼前的特殊状况，就算真的空降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大概也多不适用。她跟相熟的朋友讨论半晌，回房，撇开杂思，拾起床头一封信。

义军部队当然与大本营时时联系。但商贾罕至，信件往来也并不频繁，大多数都是弟兄们互相报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