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大大阻碍了方腊势力发展壮大。江南的富庶资源很快被坐吃山空。方腊统治集团被迫转向内部，靠勒索江湖势力的保护费、以及收割辖地百姓的劳动财富，维持自己的小政府运转。

老百姓都是苦过来的。以前的苛捐杂税，强征硬敛，大家习以为常；现在日子照样不好过，如果“方教主”能跟着大家一起共苦，百姓觉悟高，可能还会咬紧牙关，共渡时艰。

可偏偏方腊和一群手下过惯了奢侈的生活，况且已经被“皇帝”、“大臣”、“将军”的名衔给架上去了，生活水准总得配套，再苦也不能轻易降级。

那就只能多苦一苦百姓了。反正信明尊都吃素，肉也就别吃了，大家都挖野菜呗。

百姓开始生怨。以前好好的当大宋子民，虽然也是当牛做马，好歹是良民，只要日常小心谨慎，就有个好日子的盼头；如今不光吃不饱穿不暖，还成了“乱民”、“从贼”，给祖宗蒙羞，自己行在路上，不小心撞上大宋官兵，就有可能让人借头领功，这日子是双倍的倒霉。

此时正赶上梁山开什么“武林大会”，江南地方的绿林好汉多有去凑热闹的。到了山东一看，不得了。“北梁山，南大明”，怎么人家的日子过得那么红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论套穿衣

更离谱的是，梁山好汉并没有那么阶级分明，从寨主到喽啰，吃的是一席饭，喝的是一坛酒，用的是一个兵器库里的刀枪。有人酒后失礼，见了领导不低头，领导们只是一笑置之；有人穿衣花哨，压过寨主的风头，也没有被批“僭越”。有人醉后口出狂言，说他拳脚功夫了得，就连寨主也不是他对手，满山宾客都替他捏把汗，晁寨主却丝毫不以为忤，反倒笑眯眯地说，能结识这么多比自己厉害的英雄豪杰，是他之幸。

甚至，就连女子——不光是身负武功的女头领，还加上走不动路的老太太、不见外客的闺阁淑女、手无缚鸡之力的落难歌伎——这些本应被排除在江湖游民之外的人，也都被以礼相待，在山寨里挺得动腰板，说得上话。

唯一有点区别的，就是领导住小院，寻常头领住单间，小喽啰住集体宿舍，“人均居住面积”分出了高低。可就算是住集体宿舍的，那脸上也常挂着笑容，不见他们抱怨——毕竟，梁山集体宿舍的条件，可以媲美寻常小康农家，谁会不满意呢？

当然，晁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领袖，有时候做的决策让人啼笑皆非，得靠满山兄弟来集体纠错；梁山也不是极乐世界。要在山上立足，除了勤练武功之外，每天还得开荒种地、扑杀野兽、铺路清障、搬砖生产，乃至完成江湖事务和乡民委托，不仅要时常出力跑腿，更有性命之忧

可江湖险恶，这些风险在哪混都有，不足为奇。

那些外地江湖同道看到梁山如此欣欣向荣，有些当场就投递简历，想要留下。不过现在梁山招人也严格，除了能力要过硬，还要和山上兄弟三观一致，还要尊重老幼妇孺，还要有行侠仗义的过往

大多数人都被刷了下去，带着一腔回忆，回到家乡。

然后把梁山的情况一散布，江南武林哗然，再看看方腊手下的烂摊子，人人心里都有微言。百姓们也逐渐离心，开始有人外逃，冒着被当成“逆党余孽”的风险，回到大宋统治下的正常社会。

庞万春和金芝公主来到梁山参赛，也有窥探梁山繁荣之奥秘的意思。不过他俩用尽浑身解数，山上能跑的地方都看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显眼的致富秘诀。倒是亲眼目睹了石碑出土的“神迹”，觉得梁山莫不是有神明护佑。

于是回到江南，奏报方腊，几日以后，杭州西湖湖底也挖出了一个小金人，上书“大明至尊”。不过因为时间仓促，这金人铸造得过于崭新，又因为工匠偷工减料，样貌着实滑稽。此事不但没能给方腊政权挽回声誉，反而成了笑话。方腊忿怒，重罚了挖出金人的地方官。

这些内情，李俊的信里当然不曾细写，只寥寥几句，说方腊政权不复往日之盛。大家都是聚啸山林的同行，稍微一想象，也能猜出前因后果。

阮晓露读过几段，张眼看看几个同伴。梁红玉有几个姐妹是江南出身，对当地局势有所关注，又守山护寨，多与三教九流的角色打交道，消息比较灵通，补充了不少细节。

可想而知，在方腊政权江河日下之时，又收到李俊的分手信，说咱们相安无事这些年，如今道不同不相为谋，趁着还没相看两厌，从此各走各路，别再有利益纠葛。以后你们自己想办法买盐，别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