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玉请二少爷进，慎年没进去，在门口道：“真要去南京了，这么用功？”

令年告诉他：“我在给大姊姊写信呢。”

慎年笑她是闲的：“有电话不打，宁愿写信？”

“唉，你这个人，”令年睨他一眼，她不发脾气时，仍是个娇俏的女孩子，“有些话，电话上不好讲嘛。”低头写了几个字，感觉慎年还在门口，安静地看她写信。要说好奇吧，又只远远站着。令年又看了他一眼。

慎年问她：“我在美国时，怎么不见你写信来？”

于氏父母，还有康年，是常有亲笔书信寄去的，每回也要顺便提几句令年的近况，譬如：小妹近来画技颇有精进，或是：小妹又问二哥几时回国。慎年就靠这些只言片语勾勒出她笼统的轮廓。回来再见到她时，仿佛面对的是一个有些陌生，有些熟悉，捉摸不透的人物。

令年闻言也停了笔，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她说：“我的生活，没有你的那样丰富多彩，其实没什么可写。有时候又觉得，人有许多许多的心事，薄薄几页信纸，又怎么装得下，说得清？”

慎年反问：“电话上不好说，信纸上也装不下，那什么才能承载得了？”

“心，”令年微微一笑，“所以还是藏在心里最好。”

慎年无话可说，顿了顿，问她：“你不去汉阳了，我这趟去，捎些什么回来好？”

令年拿不定主意，因为她除了知道汉阳有位邝小姐之外，对其毫无所知，便说：“随便什么都好，不要太贵的。”

慎年笑道：“怎么，怕丢吗？”

令年眸光飞快地在慎年脸上掠过，不见他有丝毫异样，仿佛真是无心之语，便嗔道：“哪就有那么多贼了？”她稍一思忖，玩笑似的说：“那你，就把碰到你帽子的第一支玫瑰摘回来给我吧。”

余后几日，于家是风平浪静的，都知道最近经济不好，报纸上总归都是些家破人亡的消息，也就懒得看了。只有程小姐这天在来的途中，被人劫道，连荷包也丢了。于太太受惊不小，说道：“这都什么世道？”叫慎年派汽车送她回去，最近不要再轻易出门了。

不多久，来了电话找二少爷，慎年接起来，听筒里那道女声有些陌生。过了一会，他才反应过来：“程小姐？”

“我到家了，多谢二公子，”觅棠不慌不忙的，“也劳烦你跟于太太说一声，请她放心。”

慎年说声好。

觅棠等了一会，不见他再开口。她是借的房东的电话，身边房东家几个孩子吱吱哇哇的嬉闹传入话筒里，嘈杂得很，觅棠便说：“那么，下回见。”

慎年不热情，但也不失礼节，“下回见。”

“下回，大概是什么时候？”觅棠笑道，“听说二公子是后天的船票？恕我不能送行了。”

“不必客气。”慎年放了电话。

回到厅里，没有同于太太提起这通电话，只说司机把人平安送到了家。于太太放了心，叹道：“这真成乱世了。一个小姐孤身在上海，真不容易。”

“以后叫她再不要来了就好了。”慎年没有于太太那么多的怜悯心。

卢氏和令年凑在一起，看今早新送来的报纸。卢氏在家里读过私塾，字是认得的，只是懒得去读它，听说今天报纸上有革命党的缉捕令，这才来了兴趣，翻看起来。这次的报纸上是有几条要闻的，第一条，是四月时摄政王遇刺一案已经告破，是某汪姓革命党人，报纸上刊登了刺客和几名革命党头目的大幅照片，巨额悬赏。第二条，是宣布全国铁路收归国有，至于民间的注资，要等钦差赴各铁路局核清账目后，再以等值股票发放。第三条，顺理成章的，便是又要加赋的事情了。

卢氏对那后两条没不怎么在意，只看到汪姓刺客的肖像时，“咦”一声，“这刺客倒是长得眉清目秀的。”还笑着把报纸举起来，在康年脸上比了比，有一较高下的意思。

康年瞪她一眼，斥道：“这也好比的？”因为担心铁路收归国有的事情要激起民变，也没心思和卢氏玩笑，只匆匆去了一趟衙门，日暮时又回来了，连衙门里的公务都搬回家来，又叫来管家，说道：“今天报纸上放了消息，难保革命党不串联学生闹事，最近把大门锁了，家里人也不要出去了。”又自巡捕房要了一队警卫，早晚在府外巡逻。

安排停当，一转头，不见慎年，忙问：“二弟在哪？”

于太太等人慌成一团，“慎年还在总号。”

“不要命了吗？”康年喝了一声，叫听差立即去摇个电话，把慎年叫回来。恰巧宝菊要去总号，便来到书房，关上门，才对康年道：“庄上今天兑不出现银了，二少爷亲自去催纽约那批款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