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太太给大伯母打了电话，大伯母一家当然是很喜欢令年去的，但这会刚入夏，江南女学也快放假了，只能等秋季再说。令年便认认真真地温起了书，觅棠也很尽心，隔天来一次，风雨不辍，温完书后，照例要陪于太太坐一会。于太太依稀听说了程家生意受阻的事情，但见觅棠不卑不亢的，对她倒多了几分喜欢，叫听差又备了一份节礼送给程太太。谁知听差回来说：“程家门上贴着封条，书局也关门了。听说程先生和程太太回乡下躲债，程小姐自己搬去小东门住了。”

于太太愕然，“怎么就至于要去乡下躲债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卢氏道：“最近报纸上三天两头有人破产，程先生在上海也不算大商家，因此没人留意吧，程小姐也不肯告诉我们。”

“可不是呢，”何妈叹气，“这段时间，咱们家外头从早到晚守着一大群觅工的人，有男有女的，听口音，都是本地人。这还好了，还有那些伸手讨饭的，都被家丁打出去了。幸好这会是夏天，到了冬天，还不得冻死一批？唉，这个股票真是害人。”听于太太提起程家破产的事，何妈“咦”一声，“怪不得。我这连着几个早上，看见程小姐从街那头远远走过来，走得脸上红通通的，我还问她怎么不坐车，她说：早上空气好，走一走对身体好——原来是为了省那几个车钱呢，只是好面子不肯说实话。”

程家原本也是殷实人家，一夕之间拮据成这样，让于太太很同情，“程小姐没回乡下，大概是想在上海觅份工好贴补家用，咱们还让人家自己贴钱来做家庭教师，真是不应该。”便叫账房将程小姐这段日子的束脩算一算，等她再来，好说歹说，让她收了。

于太太问觅棠：“要不要换个地方住？听说小东门那里人很杂，你一个单身小姐，怕行走不安全。”

觅棠笑道：“没事的，我在学校时常锻炼身体，跑起来连男人都追不上。”

她这么一说，于太太更担心了，“家里有包车，平日都闲着，那以后就叫他们接送你来。”

觅棠道了谢，辞别了于太太，被车夫拉到五马路时，说还有事情，下车来到钟表店里，慢慢在柜台前盘桓了一会，又徒步到了润通钱庄的总号。最近上海民生被橡胶股票风波重创，许多钱庄歇业，连润通门口也冷清了。宝菊正在大堂和管事说话，一眼瞥见了觅棠。

他撇下管事走出来，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觅棠，笑着叫声表妹，“是没钱坐车了吗？我借给你。”

觅棠对宝菊的讽刺倒不脸红，只摇头道：“我可没什么可以抵押给你的。”

“自家亲戚，说什么抵押的话？”宝菊负着手到了觅棠面前，啧啧的，“再过两天二公子去汉阳了，二少奶奶也马上进门了，你整天扒着于家，能得到什么呢？不如去我家当个帮佣的老妈子，几个铜子的坐车钱我还是开得出来的。”

觅棠反唇相讥：“我扒着于家，是痴心妄想。怎么，你扒着于家，就能当于三小姐的上门女婿了？”

“你当我是你吗？”宝菊嗤的一笑。他这会大仇得报，扬眉吐气，不介意跟表妹再叙叙旧，可觅棠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转身就走。宝菊看了一会她的背影，将长衫的后摆一甩，回总号里去了。

慎年正在大班桌后面和康年打电话。宝菊放轻脚步走进来，把沉重的门在身后合上。慎年沉着脸，“哐”一声撂了电话。宝菊走到他面前，说：“和贵州铁路局移交路权的文书都盖好印了。听说那边已经动工了，最快到明年就能通车。”

慎年把文书看了几眼——对方倒干脆，没有赖账。他问：“杨金奎还在铁路局吗？”

宝菊道：“提起杨金奎，我还听说了一桩笑话。他家里在云贵的确有些本事，虽然闹了个大亏空，云贵督抚倒也没把他怎么样，还委了他差事，只是不免嘴碎，又当众责怪他不该得罪洋人。这下把杨金奎惹火了，假辫子和官帽一起扯下来，照藩台的脸就砸了过去。那藩台才知道他剪了辫子，说他是革命党，满贵州的缉捕他，他索性跑回云南了。”

慎年笑道：“这下真个落草为寇了。”叫宝菊留在总号，自己驱车来到邮传部衙门。

康年正在跟底下人训话，听说慎年来了，摆摆手，叫众人退下——他也心气不平。上海道和江苏巡抚的折子递了上去，被摄政王驳了回来，不仅不给钱，还要痛斥当地官员无能。他指着对面的交椅叫慎年坐，捏着额角道：“我是没办法了，朝廷有朝廷的难处。眼看入秋了，庚子赔款还没着落，你们现在要朝廷拿钱出来填上海这个大窟窿，填的满吗？索性先顾着要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