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是于家的二舅吧？杨文庆忍不住好奇，将信纸展开，艰难地读下去。

“二哥，我因为身世的缘故，对许多事情从来都抱着悲观的态度。你还记得我们当初刚搬来上海，大姐要送我一只雪白的小狮子狗吗？我那时已经知道，它的生命比起人类来，实在太过脆弱，并不能实现长久地陪伴，所以宁愿不要它。之后再想起来，却总不免有些懊悔。因为那只狮子狗非常的活泼可爱，我虽然避免了一些可能的烦恼，但也因此失去了很多快乐。

我从来佩服敢想敢做的人，譬如斯年大姐，小松老师，即便是何妈，甚至于程小姐，在机会来临时，也坚定地选择了自己想走的道路，并且办成了常人所不能办到的事情。也许事情的结果不能尽如人愿，但她们也不曾枉自嗟怨。人生的道路并非只是一往无前地奔向那最终的结局，人的躯体固然可能为他人所禁锢，但心灵的自由从来只在乎己身，命运即便难以战胜，但也不该轻易向她臣服，否则何以称之为“人”？那些甘于沉默，乐于拒绝的人，我相信上天并没有给予他太多不公，一切只源于他的本性太过怯懦。

二哥，我最羡慕的人是你，最感谢的人是你。我曾经那极少的勇气源自于你，也献给了你，但我的思想和感情不该依附于你，这与爱你并不违背。所以你现在还在埋怨我吗？”

杨文庆看到那个爱字，似懂非懂，但一颗心剧烈地跳了起来。他咬住嘴唇，翻到下一页，见令年在末尾写道：“玉珠的地址已不可用。我三个月前自云南寄了一封信给你，不知你是否收到了？你已经换了新的地址吗？我记得你曾打算在纽约找一份工作，也许你现在工作很忙，无暇看信。这个时候，我又庆幸我们还有一层家庭的关系，万不得已，我还可以去求大哥，这样，即便我们暂时相隔山海，也不至于长久地流离失散。”

杨文庆正望着那娟秀的笔迹发呆，听外头有脚步声，慌忙把信纸折起来，夹回书页中。隔日，他再去看时，那封信已经不见了。

民国四年夏，云南军政府派人，半为护送，半为押解，将重伤初愈的杨廷襄等一行人送至横滨，途经上海时，令年致电康年，约他在礼查饭店见面。康年先是意外，随即平静下来，说：“好，你不来见我，我去见你。”

在房里等康年时，令年将新到的报纸和信函稍作整理。杨廷襄公然支持革命党，在上海亦引起了一些讨论，总有好事者将私信寄到饭店来。杨廷襄对于这种批评的声音惯常装聋作哑，因此令年只将封皮草草地扫过一遍。杨文庆这段日子则对查看来信格外热衷，不等令年叫听差，他说：“令姨，我来拆吧。”把那一摞信接过去，逐封查看，里头并没有自美国寄来的，他放了心。

这时看守说道：于大爷到了。令年走去窗边，见于家的汽车停在街上，车窗是降下来的，康年并没有立即下来，还在车上同人说话，而和他并肩而坐的乘客，穿着一身青色的衣裙，竟然是阿婉。少顷，阿婉先下车，和听差进了旁边的洋行，康年则往礼查饭店而来。等康年走进会客室时，令年藏起脸上惊讶的表情，说：“小庆，你先出去。”然后看向康年，“大哥。”

康年目光将她身上一扫，说：“他们没强迫你吗？”令年说没有。康年道：“那么，你是自愿回来的，你也自愿跟杨家父子去日本吗？”

令年说：“我要去美国。”

此刻房外有守卫，房里令年端正地坐在对面，做出一副敬而远之的姿态，康年印证了之前的猜测，脸色难看极了，他说：“还好，你没有继续蒙骗我，你是于家的小姐，杨家的太太，你过于家的门而不入，也不打算随同丈夫去日本，是什么道理？”

令年道：“我已经和杨金奎离婚了。”

康年道：“离婚这种事，你连我也不问过一声吗？”

令年说：“离婚只要我和杨金奎二人的签字即可，不需要过问别人。”

康年道：“好，你结婚自由，离婚也很自由，我不干涉。于家的银行却不只是慎年一个人的祖业，我曾经叫他去美国，他打死不去，现在生意好了，他却一走了之，只派了一个汤必荣来。他难道不该问我的意见吗？”

令年说：“二哥去美国，不也符合你和大嫂的心意吗？他退出银行，正是为了避免和你发生更大的矛盾。”

康年顿时笑了，“自京钞风波后，我便如慎年所愿，将自钱币司的差事请辞了。”

令年无言以对，静默了片刻，说：“你如果想我劝二哥回来，那我做不到。我要去哪里，你也不要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