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阿婉那一双眼睛，也知道于太太不好了。阿婉低下头，把脑袋摇了摇，又说：“大少爷刚才家去了，好歹还有主心骨在，不怕的。”

令年越过她往外走，这时洋车已经来了，令年先上去，又叫阿婉也上车，把包袱交给车夫，阿婉忙道：“三小姐，我拿得动。”她头回去监牢里探视，难免有些紧张的，一手把包袱口揪住，对令年道：“这里头零零碎碎的，太太怕那些人粗手大脚，漏了哪样，所以叫我跟三小姐去送。三小姐，啥辰光能到？”

令年只说不远，便把头扭了过去，不再跟她搭腔。须臾到了苏河湾。上海开埠以来，这里成了个南北货物流转的大码头，仓库和厂房林立，马路也修得又宽又平，只是路人稀少。巡警局的门房里，两个哨兵系着枪，捧了碗，正在吃豆腐花。

黄炳光早连夜托了人情，但这些巡警一见来人不过是两个女子，一个车夫，正是有机可乘，便推诿起来，先说案情重大，不得探访，要拿了禁烟局签发的许可来，又说阿婉手里那包袱十分可疑，恐怕夹带凶器。令年从手袋里拿出一张薄薄的票子来，微笑道：“警长，行个方便。”

那警长一看，见票子上写着花旗银行，见票即付，面额是一百银元，便含笑收了，说：“包袱要翻一翻。”阿婉只得自己将包袱解开，里头物事一样样摊在桌上，有各式里外换洗衣裳七八套、牙刷、香皂、剃须刀、折扇、水笔、烟匣、还有两本慎年常看的外国画报。那警长看一样，扔一样，最后只将两件衣裳卷了卷，塞给令年，说：“这个可以送。”然后胳膊将阿婉一挡，说：“只能进一个人，你在外头等着。”

阿婉本性怯懦，被那几双目光扫来扫去，早从脸上红到了脖颈里，只能跟紧车夫，一步步挪到门外去，眼睛望着令年。

闸北赌坊泛滥，可苏河湾警局比令年预料得要冷清，外头不见得如何森严，但一走进来，走廊窄窄，两堵新砌的灰浆墙，沿途经过的门窗都闭得严丝合缝，也不知道里头有没有关押着犯人。一路鸦雀无声，唯有皮鞋跟敲在地上，发出“笃笃”的脆响，令她也不由得紧张起来。到走廊尽头，拐个弯，听见有人说笑，令年站住脚，见一间牢房外有两个看守的警察，一个搬了个马扎坐着，另一个肩膀靠墙歪歪斜斜地站着，腰里都别了枪。那两人倒很警惕，立即停了话头，上下打量着令年。

给令年带路的警察说：“于家的人，送两件衣服。”

一个看守望着令年，笑问：“是于家的大少奶奶，还是二少奶奶？”

令年说：“里面是我二哥。”

看守“哦”一声，也照例将那两件衣裳扯起来，抖一抖，又在令年肩膀和腰上摸了摸——她这一夜都没想起来要换衣服，仍穿着西式的连衣裙，半个手臂和小腿都露在外头。那看守又将她裙摆掀了掀，饱了眼福，下巴一抬，“进去吧。”

令年道声谢，正要叩一叩房门，那看守径直从背后把门推得大开。她在门口站了一会，才勉强辨认出里头简陋的全貌。这牢房不过四堵墙，墙上连灰浆都没抹。房顶有很小的一口窗，漏进些微天光来，不然这一走进去，必然是伸手不见五指。幸而还有一张床，慎年合衣睡在床上，还没醒，一张很破旧的被子丢在脚边。

令年刚走进去，又听“咣”的一声响，门在背后关上了。她想这突兀的一声，慎年怎么也要惊醒了，定睛看时，却见慎年只是把脸埋进胳膊里，仍在睡。令年放轻脚步，走到床边，只看见他发鬓边的一点侧脸和下颌缘，她望着他出了一会神，因怕守卫们来赶她走，只能硬起心肠，在他肩膀上轻轻推了推，叫声二哥。

叫了几声，慎年才慢慢睁开眼。令年正俯下身来看他，他没有动，盯着她的双眼凝望了一会，把令年搭在他肩膀上的手握住。大概是因为合衣睡了一晚，他的手还有些冷，令年没有挣脱，又叫一声二哥，他这才仿佛清醒了些，放开手，坐了起来，把衣领扯了扯，用略有些哑的声音问：“什么时辰了？”

令年说：“早上了。”又说：“妈和大哥，昨晚都一晚没睡。”

慎年说：“都是我不好。”他一向连睡觉都很警醒的，也是因为莫名被捕，极其恼火，到凌晨才合眼，这会脸色很不好，身上穿的衬衣亦是皱的。令年把两件干净衣服放在一边，低头用手指抚平整，说：”大哥和黄警长都说，他们只是要钱，等确定一个数目，就交钱赎人。”

慎年也不惊讶。他经过这一晚，人是狼狈了些，脸上还算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