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示对他们的医术有深深的怀疑。

医生说我对自己的体质有严重的不自信。他知道我还是学生，想了想问我是不是最近有考试。我“嗯”了一声，他把休养两个星期改成了四个星期，但中间还是要复查。

关于休养的事情在离院之前，赤井秀一和羽贺响辅两人就去留问题发生了好几次讨论。

他们的讨论太多了，就连数据和论文都用上了。赤井秀一这方面是考虑到还没有抓到小麦圈本人， （画外音：其实凶手死了。小声.jpg）他认为我还处在危险期间，应该待在FBI保护圈里面。羽贺响辅询问下发现他们的条件太差， 没有随身配备理疗师和护士， 连饮食结构都不能让正常人获得足够的营养（就是普通的西餐）， 因此要求有FBI随身保护即可， 他会负责我的休养问题。

要知道， 两个看起来冰冷清醒， 说话做事都有条有理的人发生争执是很好笑的事情。

于是， 我都是谁在发言的话， 我就站哪边。

比如说， 羽贺响辅说：“这些饮食有达到营养师搭配的基本要求吗？又是披萨汉堡快餐， 又是可乐碳酸汽水，术后的恢复情况不能只靠药，食疗也是关键。医生都说他得静养四个星期。”

“对对对！我要被好好照顾。”

比如说，赤井秀一说：“FBI已经提供了充分的住宿医疗供需，医生也说他术后恢复得很快。他只是做了一个手术，又不是全身瘫痪。”

“对对对对！我身体还那么强健，才不需要这么照顾。”

两个人很快都发现，我只是在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之后，就开始让我安静了。

在他们已经敲定好我到底去哪里的时候，我意外收到了萩原研二出事的消息。我之前住院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打电话给他。因为见他都忙到没时间打电话给我了，我觉得我打电话过去反而是在没事找事，警察一向很忙的，这是我从小到大都知道的道理。

等快出院的时候，我半夜睡不着又打了两次电话给他，他一直都没有接。我觉得这并不符合他的性格。萩原研二就算是面对一般人的未接电话也会好好回电话，更不要说我连续打了两个电话，他出于礼貌问题也不会对此不闻不问。

我觉得这事很不对劲，很快就打电话给了白马大叔，让他帮忙问一下情况。白马大叔说会帮忙问问看，得到消息之后再回复。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所以又问了鬼塚教官，梅岛警视和牧濑教官（博得加），凡是我觉得可以了解警视厅情况的警官都联系了个遍。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重视这件事了，我打的电话越多，收到的回复越慢，我开始怀疑他们甚至在开了一个大会来串口供，方便来应付我。于是，出院那天，除了通知羽贺之外，我谁也没有说，直接拉着行李箱坐飞机回日本了。

我在美国，对日本发生的任何情况都是鞭长莫及，还不如我自己飞回日本，亲自去看证实，把所有的事情掌握在手上。我在美国这边完全查不到日本发生了什么新闻，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警视厅这一方封锁了社会消息。而我侵入日本警察的官方资料网时发现，就在我和伯文·凯恩斯对峙的那天晚上，东京都出现有猖獗的炸弹犯要求警视厅十亿日元，出行拆弹的人员中萩原研二的名字赫赫在列。

我在坐飞机的十几个小时里面，脑袋里面反复地过着整个案子的细枝末节。警视厅为了双子楼的上千名住户安全支付了十亿日元。炸弹还是爆炸了，萩原研二小组里面只有萩原研二进了医院，说明他是主排爆手，及时地让其他人先撤离。而案件发生了七八天，早已经超过了最佳的调查时间，炸弹犯里面有一名出意外死了，还有一名正在逃逸中，至今没有消息。

我已经预想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了。

怕我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后大发雷霆，谁也控制不住。

我在飞机上并没有睡着过，只是想起了很多过去小时候的事情。我以前没有想起过，跟忘了一样，可是现在安静下来，我脑袋里面也会在想——为什么大家会怕我发脾气。

慢慢地，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小时候的事情。

我很早很早就知道爱哭的孩子有糖吃，爱闹的孩子才会得到很多的关注。我心里面有一条不为他人道的缝隙。我这次不做手术之前，还没有记起来，但做了手术之后，我才想起来那么一件事——我好像很少很少得到我父亲的关注。

我父亲出事以后，我一直都在想他应该是很爱很爱很爱我的。然而仔细想想，这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我无时无刻不在争取我父亲对我的关注。他总是很忙，我总是很难和他说话，我在家里乖乖的也不会得到任何的赞赏和关注，而是被遗忘得更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