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笑笑，答：“当然是离婚，我和我丈夫。”

也许是说话时的表情与内容差得实在太多，关澜讶异，顿了顿，才转到平常见当事人谈案的频道上，说：“我可以问一下原因吗？”

“没有原因，”梁思仍旧带着点笑容，摇头回答，“没有家暴，没有出轨，没有人有任何过错， 他就是想离婚，说跟我过不下去了。”

“财产和孩子的情况呢？”关澜又问。

“一个孩子，男孩，今年五岁，”梁思回答，简略而准确，“这几年我们俩各自的收入和支出基本上是分开的。家用以及孩子的开销，谁遇上就谁出了，没有计较过。名下有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还剩几百万贷款没还，主贷人是我。”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协议？”关澜提出一种可能，因为梁思给她感觉并不计较经济上的得失。

“没有，”梁思摇头，解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注册结婚的。”

关澜点头确认：“中美之间没有缔结民事司法协助条约，这种情况离婚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了。”

“是不是觉得有点讽刺？刚办完一个中国结美国离的，又来一个美国结中国离的，”梁思自嘲，继续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离。”

关澜听着，只觉黯然。她的经验之谈，这恐怕是所有离婚案当中最难的一种，双方都没有过错，只是一方想分开，而另一方不愿意。如果有错，可以去调查。如果财产和抚养权有争议，也可以去谈判。但遇到这种情况，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其实只剩下漫长的撕扯和等待。而律师的作用，不过就是陪着他们经历这一切而已，甚至很可能把局面变得更坏。

梁思接着详细说了说她和丈夫何静远的情况。两人在校园里开始交往，结婚到现在已经有十二年了。起初两地分居，她在 SK 纽约所工作，何静远在波士顿读书。三年后，合伙人跟她谈，说想派她回国。当时何静远也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后。两人商量过后，一同回国，在 A 市定居。接下去的几年里，她在 SK 所升上了合伙人，何静远进了 A 大工作，现在已经是副教授头衔。生活过得平静优渥，且分工明确。她很忙，但有很好的收入。何静远则比较佛系，有更多时间照顾家里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弄个早饭，把孩子送幼儿园，他有事去学校，没事就在健身房练一个半钟头，回家看看文献，做一个旅游视频号，下午再把孩子接回家。

梁思说着，把手里的茶杯一圈一圈地转。倘若到此为止，还是个让人羡慕的婚姻故事，但转折终究还是来了。

“他跟我提离婚，我一直没当真，还在等着他表态，是不是再去做一次婚姻咨询。”

“你们已经做过婚姻咨询？”关澜问。她也遇到过一些没有原则性问题，心意也不坚决的当事人，也会建议他们先去找个心理咨询师，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尽管很少，问题真的会被解决。

“对，”但梁思点头，说出更常见的一种结果，“两年前找过，后来因为我怀孕了，就没继续。”

性，或者孕育新生命，好像是更常见的解决一切婚姻问题的办法，但其实根本不是。

梁思继续说下去：“那个孩子意外流产了，我们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直到最近，他又跟我提离婚。我还在想找个机会好好谈谈，但一直没时间。就在昨天，他发消息通知我，他搬出去住了。我加完班回到家，只看到保姆带着孩子，他自己的东西都带走了。”

话说到最后，声音里有一丝沙哑，但又像是好笑。梁思把手机递过来，关澜看了看，上面是条信息：梁思，我今天搬出我们在滨江壹号院的房子，开始与你分居，你看下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谈一下离婚的问题。

“他应该已经请了律师，这条信息就是在保留分居的证据。”关澜说，之后可能还有租房合同，或者居委会的证明，白纸黑字地写着，某某某从何时开始一直在某处居住。

梁思笑笑，点头，说：“我也猜到了，所以才来找你。”

这或许就是律师在离婚当中的作用，忽然把感情问题变成一步又一步的流程。

“接下去，他们应该会找你谈判。”关澜道，说出下一个步骤。

“谈什么？”梁思问。

“弄清楚你不想离的原因，比如是为了财产分配，还是抚养权的归属。”关澜回答。

“不会觉得我是因为钱吧？”梁思只觉荒谬。

关澜知道她有很好的收入，前段时间曾有公众号八卦女律师，梁思就在其中。何静远也像是不计较这些的人。

“但离婚就是这样的，”关澜说，“如果是我接到对方当事人的委托，也会建议他这么做。”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梁思问。

关澜给她解释：“如果双方都没有过错，原告起诉离婚，而被告不愿意，只需要在法庭上陈述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这种情况，第一次起诉，法院是不会判离的。然后就是六个月的禁诉期，过了之后才能再次起诉。”

“那六个月之后呢？”梁思又问。

“第二次起诉也有不判离的可能，”关澜回答，而后转折，“但分居满两年，或者第一次起诉之后分居一年，就满足离婚的法定条件了。”

两人都知道，这个倒计时已经在昨天被何静远按了下去。

“所以真的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梁思又自嘲，“我读了七年法律，做了十几年律师，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上过法庭，没想到这第一次，居然是自己离婚。”

“如果往好处想，”关澜给她建议，“分居有时候反而会让紧张的关系和缓。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去试着搞清楚你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至于谈判，以及法院调解、起诉的流程，也尽量配合，尊重对方的意愿……”

后半句意思都懂，关澜没说出来。

做过那么多宗离婚案，她知道这就像是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无论起初多么坚决，在经历数次谈判、调解、起诉、判决又起诉之后，心态都会改变，也许最后有复合的可能，但更多的是双方都只想尽快地结束。

离开茶馆，她开车回南郊，才刚到家，又收到梁思的信息，告诉她：你说对了，何静远约我明天上午见面。

紧接着发来一个定位，是市内一家专做家事的律师事务所。

关澜在心里排了下日程，回：我明天陪你过去。

梁思又回：好，委托协议先发我看一下，明天带来我签字。

关澜发了个 OK，脸上倒是笑了，要是不看上下文，谁知道这是在谈她自己的离婚呢。

齐宋的消息随即也来了，问：下午梁思找你什么事？

关澜答：跟金森林的案子无关。

齐宋又问：不能说？那是她……

关澜不予置评。

那边已经猜到了，紧接着发来一条：关老师你牌子做出来了。

关澜只回：明天法援你顶一下。

齐宋问：还是梁思的事情？

关澜仍旧不答。

那边又说：感觉不一起做案子就见不着你了。

关澜这才笑起来，回：会有的。

不知道是说案子，还是见面。

第40章 为什么

第二天，关澜陪同梁思去谈判。两人在那个家事所附近碰头，梁思签了委托协议，又接了个电话，挂断便说自己不能去了，让关澜代表。这种情况关澜不是没有遇到过，说：“其实你现在最好还是当面坐下来和他谈一谈，全由律师代表，事情可能变得更糟。”但梁思坐车里想了想，还是道：“有点工作上的事情，我确实去不了。而且，我也想先知道一下他那边开出的条件，我怕自己一时控制不好情绪。”话已经说到这里，关澜无法，点点头，与她道别，独自去了。那家所的办公室也在滨江区，软硬装潢都是暖色调，进门就是一面家庭式的照片墙，走廊两侧好几间面谈室，里面圆桌上的花瓶一律插着粉色康乃馨，旁边必定摆着纸巾盒。也许是为了突出业务特色，存心整出来的氛围，但联系大多数来访者的心情，反倒让人有种诡异之感。就像《三体》里写的，温馨的安乐死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