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让王斌没想到的是，发生关系时，对方摘掉了安全套，直到结束时他才发现。

王斌对安朵说，当时对方还装作自己不知情，一直表示自己绝对健康。

当王斌提出用艾滋病快检试纸来给对方做检测时，对方开始表现出不配合。

“在我找采血针的时候，他拿起试纸谎称要看一看，却偷偷用指甲破坏试纸。”

王斌回忆当时的情景，采血针一时找不到，情急之下他用缝衣针给对方采血，当他再拿起试纸时，发现试纸被抠去了一块。

“我脑袋轰的一下，他肯定是了。”

十五分钟后，检测的结果确实是两道杠，对方疑似感染。

王斌还对安朵描述，结果出来后，对方夺门而出，而他一直在强迫自己镇静。

几天后，对方在交友软件上告诉王斌，他是感染者，他活不长了，王斌一定也跑不掉。

对方不知道的是，在安朵的帮助下，当时的王斌已经在服用艾滋病病毒阻断药了。

二十八天的疗程过后，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阴性，王斌躲过一劫。

事情已经过去一年，王斌仍记得每一个细节。

“怎么会忘？在获救和感染之间，我熬着挨过一个个白天和黑夜，最终是pep让我获得了重生。”

艾滋病病毒阻断药首次引发全国网民讨论是在二0一七年中期，一则“男大学生在泰国清迈做按摩被迷奸”的帖子被疯传。

人们在不断讨论这个男大学生故事的真伪与离奇的同时，还惊讶于艾滋病也有“后悔药”可吃。

来自洛兹乡的邵春，和王斌一样，对方在隐瞒的情况下摘掉了安全套，所幸他快速服用了pep。

但对不了解阻断药的人来说，就只能被动与艾滋病病毒“赌博”。

在安朵的微信上，常常有人在发生高危行为几天后感到害怕，才想到微信咨询，安朵只能遗憾地告诉他艾滋病病毒阻断药已经过了适用时间。

二十七岁的钱小芊在几年前发现男友出轨后，选择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男友的愤怒。

但就在那一次和陌生人的一夜情之后，她感染了艾滋病。

“发生意外之前，我对pep没有了解。”

钱小芊说，来到“爱心家园”参加互助活动后，她才知道了阻断药，以及暴露前预防用药。

现在，她在一家民办教育机构工作，周末也要加班赶工。

“我要求必须戴安全套，但他一开始欺骗了我，被我发现后才照做。”

两周后，检测结果显示，钱小芊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为什么是我？当时我想到了自杀，觉得自己被世界抛弃。”

但钱小芊最终没有自杀，而是一个人什么都没带，离开了临江。

为什么是我？是很多感染者被感染后咨询安朵时常常问的第一个问题。

安朵时常感到非常痛心的还有——

迄今为止，安全套仍是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但在双方地位并不对等的性行为中，比如权色交易、商业性行为，安全套往往得不到严格的使用。

对于持续面临感染艾滋病高风险的人来说，暴露前预防用药比艾滋病病毒阻断药更适合。

美国的研究人员评估发现，美国的一名男同性恋，一生中有六分之一的概率被感染。

三亿多美国人中，有超过一百万人的高风险人群适用于暴露前预防用药。

“美国在没有将暴露前预防用药纳入预防策略时，每年新发感染稳定在五万左右。

“该措施开展后，新发感染数据出现了下降。”

安朵在一本艾滋病专业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报道。

但安朵认为，我们临江县很多医院目前还不能给就诊者开暴露前预防用药的处方，因为国家没有批准药物的这一用途。

“暴露前预防用药如果有人咨询我们会解答，但都会告诉咨询者目前没有官方的用药指导。”

安朵为此深感忧虑。

pep在中国的普及率不高，即便大城市的男同群体，也并非人人都了解，而像临江这样的边境县城，可能一年都碰不到一两个阻断案例。

安朵认为，艾滋病病毒阻断药在实践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受众人群知晓率低。

“目前主流宣传中，没有针对艾滋病病毒阻断药的详细介绍。”

在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中心男同性恋干预工作指南中，也仅仅提到——

“发生意外后向专业人员寻求帮助。如有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艾滋病病毒阻断药来进行阻断。”

安朵就和袁复生商量，希望临江县医院感染科为咨询者提供全力提供艾滋病病毒阻断服务。

当遇到需要阻断的人后，安排他们前往县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