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经济电视台的办公场所是单独在外面租赁的，摊子虽小，但机构设置齐全，有新闻部、经济信息部、广告部、办公室、财务部、技术部等。我被郑台长任命为广告部主任，其他与我差不多身份调过来的同事，基本上都有职务，反正是将多兵少，郑台长的意思是大家拿着带有职务的名片，有利于出去拉广告业务。台长是一正二副，局里下文任命，我们所有的中层干部由台里下文任命即可。看来，所有人的职务任命，都不需要上报到宣传部审批。

郑台长召集全台人员会议，还特地邀请吉局长过来作指示。吉局长首先从宏观层面，阐述了广电系统改革创新的必要性，接着对本市广电事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剖析，最后归纳为一个主题：以广告创收为中心，积累资本，推动本市的广电事业蓬勃发展。

随后郑台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局领导把这副重担交给他，既是对他的莫大信任，也是极大考验，他一定不辜负局领导的期望，带领大家勇往直前，奋力开拓，以优异的成绩向局领导交上满意的答卷。

吉局长有事提前离场后，郑台长便把经济电视台全年广告创收的任务指标做了说明和分解，基本上每个部室每个人都分派有任务指标，包括办公室、技术部、财务部。他强调，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交足局里的，余下才是自己的。但当大家了解到局里下达的任务指标数时，每个人的心情是沉重的，觉得太高了，有些不切实际。

郑台长安慰大家不用担心，他也会积极想办法完成局里上交任务的。另外，为了体现人文关怀和安抚大家的情绪，台里将连续发放三个月的工资后再彻底“断粮”。

自此，我的身份由“广播人”转换为“电视人”。笨鸟先飞，力挖资源，我第一步就把董总公司的电视广告业务转移到了经济电视台，同样办法，我再将袁领导原来介绍的长期广告客户也拉到了台里，这就有了基础。

郑台长说得对，电视台的广告业务比电台好做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坐等客来。有些大的广告客户习惯认准市电视台，这就需要公关了，利用一切社会资源去打招呼，碍于情面，有些大客户就会把宣传费用一分为二，市电视台和市经济电视台两边都投放，以平衡关系。

但这与我无关，因为家里没有任何亲戚可以因此帮上忙，包括余红的娘家也是。于是，我采取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办法，从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小客户入手，如卖农药的、卖鱼药的、卖种子的、配眼镜的、美容美发的、治疗疑难杂症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让我为之骄傲的是，我曾引起了两家眼镜店的激烈竞争。由我经手策划的第一家眼镜店的广告播出后，效果十分明显，第二家不甘落后，去到市电视台做了广告宣传，但反响平平，于是特意托人到市经济电视台找我，指定我接手做他家的广告宣传策划，成了我的广告客户。我似乎又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没想到，有一天，电台的马副台长突然电话通知我说，电台里要取消我的分房资格，原因是：①当时分房名单不是集体研究决定的；②我已经调离了电台。

我焦急得一夜没睡，束手无策，心如刀绞。余红在家里不断唠叨，说没有道理，太欺负人了。说实话，我当时真希望余红能自己出面，到电台去找文台长和马副台长他们面对面辩论，据理力争。但余红不具备此类性格，她除了陪着我在家里一块生闷气，照样一筹莫展。

我知道，这事找郑台长或是吉局长都无济于事，他们有着自己个人的利益关系，如果与己无关，就犯不着出面为我协调处理，至多抱以同情的态度。我冷静下来后，打电话给电台的叶老师打探是怎么回事？叶老师告诉我，这是文台长和马副台长两人商量的意见，他们认为洪台长退休后，不会再参与台里的事，何况他已经去了深圳。取消我的分房资格，目的是重新分配给那位易播音员，因为易播音员是吉局长亲自挑选的人才。台里其他领导心知肚明，也觉得不公平，首先是我在电台的工作年限长于易播音员，其次我的岗位调动有局里的文件依据，再者当时拟定分房名单时，都是严格按照条件和资历筛选的，马副台长也在场，并没有提出异议，而当时文台长只是中层干部，没有资格参会。

文台长本来是想以会议文件的形式，让所有台领导班子成员签字后，再以正式文件通知我的。但有两位领导班子成员不愿意签字，所以就由马副台长直接电话通知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