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将细川健雄先生提供的图片通过各种渠道传到香港，往往已经是事件暴发很久以后的事了，但这恰好是最能够保护细川先生的办法。

况且，这也可能成为糜腊佳进入《民醒报》后进一步扩大影响的最有利资源。

夏杏芳有意无意地和细川健雄聊起日军行动成果，并开始主动学习日语，让作风缜密的细川多少有些警惕起来。

日军内部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虽然和他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平时连一张有字的纸张都见不着，只有报纸是可以随意阅读的。

报纸大部分都是日文版的，其中也有些日本占领当局办的中文报纸。

虽然从内容上基本都是鼓吹所谓圣战、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的消息和成果，但也不乏炫耀日军在东亚，特别是中国战场上的「辉煌战绩」的报道。

夏杏芳知道，这都是战后用来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最有力的证据，也是包括香港《民醒报》在内的中国人自己的媒体从另一个视角解读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有力素材。更重要的是，搜集这些日本人公开的材料既便捷又安全。

细川健雄也注意到夏杏芳的与众不同。在他看来，中国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激烈反日的，一类是逆来顺受的。而尤其以第二类居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激烈反日的这一类人，相当一部分在日本侵入初期就暴露了。

有的被日本人抓了杀了，有的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有一部分有勇有谋的，则转入地下。

有的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和日本鬼子周旋，有的找不到志同道合或者不太信任别人的人，则采取「独狼」战术同日本人斗争。

细川健雄虽然同情沉默的大多数，但他鄙视他们，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

反而是对那些有勇有谋的人，内心里会不时升腾起些许的敬意来。

他已经从日常的接触中知道了夏杏芳和丈夫秦功珀属于这些有勇有谋人士中核心成员，但他从来没有打算告发他们，甚至时不时地会有暗中帮他们一下的冲动。

夏杏芳当然知道不要去试探细川先生的警惕，更不要试图去拉他完全站在中国人这边。

他能反对自己的政府行为，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如果要尝试与他的合作的话，从保护他的安全出发，帮助他传递一些证据材料是最好的突破口。

秦府作为日军的地区司令长官的住地，里面当然会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是女人，这给夏杏芳以学日语和学做日本料理为借口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

从拿着日文报纸询问，到端着自家的特色小吃请她们一起品尝，慢慢拆除她们心里的提防和戒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细川先生也因为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女人们关注的婆婆妈妈的事，也成为他寻求心理安慰的不得已选择。

一个比别的同胞更了解、理解中国文化的学者，当然能从夏杏芳经常在关键时候冒出的一句别人听不懂的汉语中，体会她对自己的关注甚至是关爱。

他也开始不冷不热地、有意无意地用中文回应她的好意、传递自己对她的关注和关爱。

第53章 《故乡明月》（第一二二——一二三节）

——一二二——

明如星最后还是采纳了妻子的意见在冉州稍作停留，在加强与糜佑家合作的同时，重点加强与夏杏芳和秦功珀的沟通，特别是等核实了细川健雄的身份并与他建立信任后再正式回应糜腊佳。

方芳回到杭州时，已经离11月3日的「文化节」没几天了，小野寺羽惠本来想借来宾比较多，居住拥挤这个理由，跟父亲商量和秦功璠一起搬出武馆，来和方芳一起居住，这样既能消除明如星不在时方芳的紧张情绪，又能让父亲适应一下女儿嫁出去的感觉。

方芳是赞同这个方案的。一方面，趁着这个大的活动离开，会给小野寺英松一个合理的说辞。

另一方面，自己的宏伟计划如果能够实施的话，真的不忍心把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连累了。

方芳详细地和小野寺羽惠了解了「文化节」当天的具体安排。

小野寺羽惠告诉她说：“从名单上看，这次来参加的人虽然各有具体职务，但基本都有军方背景。最核心的成员有七、八位。

由于前线的秋季攻势仍在持续，他们不可能太早到杭州来。

大部分应该是3号上午来报到，只有个别特别远的可能允许他们2号晚上报到，住在杭州及周边的也可能下午活动开始前来报到。

“庆祝活动主要安排在下午，以歌颂明治天皇陛下的丰功伟绩为主轴，通过炫耀和展示当前皇军在中国战场的伟大胜利来鼓吹现任天皇的英明伟大，为皇军下一步的行动加油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