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非常清楚，不要说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就是在安庆、合肥这样的中等城市，要想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景象都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那里云集了各种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和文化势力，一味地用「怀柔」政策统治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冉州这个无论在地缘上，还是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都同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中心城市和权力核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日本人看来，把冉州「建设」、「改造」好了，对全中国的辐射影响作用肯定是积极的、重大的。

糜佑家、明如星、秦功珀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有些措手不及的，反倒是夏杏芳的主意非常坚定。

在夏杏芳看来，斗争是要讲策略的。与敌人真刀真枪的干是一种方式，给真刀真枪与敌人干的人提供情报也是一种方式。

而且，往往后者能使前者事半功倍，极大地减少我方付出的代价，极大地缩短战争的时间。

她知道，从前一段时间的他们从日本人那里获取的和向有关方面提供的有价值的消息的实践看，他们初步具备了以这种方式和敌人较量的能力。

经过反复的分析比对和推演预判，大家接受了夏杏芳的策略：和敌人「和平共处」。

经过周密的计算和考虑，他们决定除秦功珩、秦功珀、夏杏芳和几个帮工留在秦家大宅的三进院落外，老人、女人带着孩子们一律迁进糜家的二进院落。

这样的安排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来糜、明、乔、李几个大户人家是围绕一个大的池塘居住的，这样居住，既便于糜佑家、秦功珽，他们商量对付日本人的行动方案，又能使秦功珀、夏杏芳随时以看望老人的名义出入糜宅，通风报信，还能保证几家老小的安全和日常生活。

二来明如星、方芳、秦功璠他们回来可以大方出入。三是便于秦功珀、夏杏芳他们同日本人深入打交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他们的电台制造了相对安全的栖身环境。

本来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是答应大张旗鼓的在冉州举办一个婚礼的。但是，事情的发展有点越来越不受他们控制的迹象了。

由于日本人对这里的占领，秦家对这个东洋媳妇是不打算认的。

不过，小野寺羽惠到冉州来了两次之后，彻底改变了秦仲尧的看法。

他知道羽惠姑娘只是个有文化、有教养，深深地爱着自己儿子的一个女孩，她打算一辈子跟着自己的儿子，那怕是回到冉州这个半封闭的地方来她也是愿意的。

再说了，年纪不小的儿子也大有非羽惠姑娘不娶的架式，做老人的也就找不到反对理由了。

真正开始筹备的时候秦功璠才发现最困难的是请客。

有一句老话叫做「备席容易请客难」。

秦家是在冉州，甚至皖南一代有名望的大户人家，当家人秦仲尧又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

虽说秦家前面已经为三个儿子操办了婚事，他们预料应该有相当多的亲朋好友和生意伙伴乐意为三儿子的大喜之事捧场、凑份子。

但是，当请柬发出后，响应者竟然寥寥无几，特别是那些非亲非故的生意人和家里有一官半职的人家，他们有些唯恐避之不及的感觉。

原来，坊间盛传秦家投靠了日本鬼子，如今又要和日本人联姻，是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了，明如星和糜佑家商量后决定由他们出面邀请部分人来撑面子、镇场子。

他们知道，小野寺姑娘对这一场中国民族特色的婚礼是非常期待的。

如果说应邀的中国人中除了兴高采烈的就是有所顾忌的两类的话，日本人的心态则要复杂的多。

有真心祝福的，有碍于情面的，有想观摩中国婚礼文化的，也有想看热闹的。

这些，都在秦功璠的预料之中。让他完全没有想到是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特别是军、政两界的要员，主动提出要请新闻社、广播电台的记者，甚至想拍成电影，来宣传「日中一家亲」，来证明「大东亚共荣圈」的丰硕成果。

听到这样的想法和企图，方芳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了。方芳知道，当年父亲方志庥在日本留学时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日本政府运用媒体扩大日本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她太清楚如果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的婚礼成为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人们「幸福生活」的代言者，对他们小两口将来的生活、对秦家的历史定位，甚至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负面影响，都是不可小视的。

明如星反复对秦功璠说：“我们的清白可以用胜利来证明，可以由当事人来证明，甚至我们可以用牺牲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