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进驻，更让皖南成为离抗战最前线距离最近的抗日心脏地带。

让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在安徽的行动，中国方面好像总是事先知道似的，策划周密的许多行动不是扑空，就是遭到迎头痛击。因此，大本营悄悄部署了反间侦察行动。

在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占领区工作和生活的安徽人成为日本人侦察监视的重点，明如星夫妇和秦功璠当然也不能例外。

不过，明如星和方芳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们知道，初始阶段日本人肯定会遍地撒网，逐步通过跟踪监视和查阅往来货物、信件的方式来缩小范围，最后才会重点核实。

当然，他们也知道日本人也会狗急跳墙，采取「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策略。因此，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成为他们的共识。

秦功璠的内心是最挣扎的。他若干次地想从小野寺羽惠的嘴里打听已经是日军大佐的小野寺英松的行动轨迹。

但是，由于明如星和方芳的多次劝阻和警告，他只能通过自然而然的生活过程，通过统计的办法来分析日军可能的行动。

而这一切，从战略上是有意义的，战术上往往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因为，那怕是时间、地点、目标等任何情报要素的错误或者不精准，对于一个具体的行动都是没有意义的。

秦功璠觉得他守着这么个有利条件而不充分利用，特别是每当听到许多国人蒙难的消息的时候，他就会深深地自责，有时甚至会产生难以原谅自己的罪恶感。

小野寺羽惠悬着的心在战争开始一段时间后就放了下来。

一方面父亲带回家的都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节节胜利的好消息和中国居民如何享受大东亚共荣带来的好处。

另一方面，家里的报纸、广播是完全看不到、听不见中国官方的消息和声音的，这就给了小野寺姑娘一个完完全全的错觉，似乎大日本帝国真是来解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

不过，她的这种错觉也使她对与秦功璠的感情始终抱持着乐观和浪漫主义的情愫。

杭州的局势渐渐平静下来之后，小野寺英松不再催促女儿回国了。

虽然还把女儿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对女儿和秦功璠越来越公开化的来往却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有时甚至还要拿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在上司或新闻媒体面前来炫耀，目的在于证明日中亲善和大东亚共荣。

有了小野寺英松的默许，秦功璠出入武馆更加频繁了，以至于经常到武馆来的日本人都能叫出他的姓名。

当然，同样的，有心的秦功璠也渐渐知道了经常出入武馆的大部分人身份、职位和任务。

而每次回到明如星、方芳那里，秦功璠都要详细回忆、报告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判断。

方芳则是采取统计的方法来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研判，许多日军动向性的情报也都是这样产生的。

明家的丝绸和服装生意，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日本人完全控制了杭州以后，他们迫切需要用商业的正常化运作来展示治理成果，粉饰太平。

因此，作为生活必须品的服装和茶叶，在日本人最先扶持的行当之列。

明如星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所谓的生意无疑是发国难财。而且，与日本人的合作必然会被国人扣上汉奸的帽子，不仅不能自证清白，只要战争继续，连解释的机会都不会有。

可是，他们能怎么办呢？明如星和方芳横下一条心，因为他们也知道，历史的长河会自然荡涤一切尘埃、洗清一切污垢。

眼下他们已经比较深入地打入敌人内部了，如果只顾及自己的名声和家庭的荣誉，丧失的可能是无数国人的性命，沦丧的是更大片的国土，甚至是亡国灭种。

当明如星和妻子讨论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方芳泣不成声。她哽咽着对丈夫说：“我知道你的心思，也知道家里父母的心思，作为女人其实我比你们都想要个孩子。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再不要孩子我们可能这一辈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

但是，有了孩子怎么办呢？带在身边？我们这提着脑袋的事业怎么办？

放在家里？难道让他从小就承受众人的白眼和唾骂吗？

现在我们把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如何对付日本人上，争取早日把鬼子统统赶出中国去。

到那时，我们让政府、让军队为我们洗刷冤屈，让事实为我们证明清白，我们再好好地生养、好好地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

明如星何尝不理解妻子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