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拿过奖，或者作品特别惊艳，至少也要有故事。”

“故事？”我苦苦思索：“主唱16岁上大学，硕士毕业，现在送外卖，这算故事吗？”

“算，但不够精彩。这在搞乐队的孩子里是标配。还有国外名校辍学回来的呢。这个圈子里的孩子一个比一个疯。”她安慰我：“你放心，就算不能上节目，我至少可以在选拔片段里给他们长一点的镜头。”

我道了谢，感觉希望渺茫。但不到山穷水尽，我轻易不会死心。三托两托，我又托到了导演组的人，但关系已经比较远，对方态度远没有小艺热情。

这期间我和小熊花岗岩越来越熟，可跟阿容的关系却变得奇怪了。我们见面很多，聊得也很多，但对话健康明朗如古代知识分子的清谈：谈理想，谈人生，谈音乐。

阿容告诉我，他来北京和做乐队都是临时冲动的结果，但来了也就不想走了。他的父母是他大学所在地的中学老师，希望他回家乡，在当地教育系统托关系给他找个铁饭碗。他说：“我从小特别听父母的话，完成了所有他们给我的任务。可毕业了并没有好工作抢着要我。我就想，这说明以前他们给我规划的路也不一定就是对的，那我何不试一试任性地生活两年呢？毕竟，我比多数人提前了三年拿到了文凭。”

阿容还告诉我，他父母对他做乐队很担心，说要给他钱。但是他不愿意要。

我称赞他：“你很自立呀。”

“主要是如果拿了钱，就说明我是真的缺钱，他们会更担忧。不过我现在确实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就骗他们说我在做家教。”

“对呀，你这种学历，做家教完全没问题。你没试过吗？”

“试过，但不适合。押着小孩做卷子，他难受我也难受，感觉我俩都很惨。还是送餐自在些。”

“吉他私教呢？”

“那我又不够格。人家都要音乐学院毕业的。”

我觉得阿容比我想象得要成熟坦然得多。我更喜欢他了，忍不住说：“要不我赞助你，你就专心做音乐？”

他一怔：“你别这样。”

我试图以玩笑化解：“自古以来，艺术家都需要赞助人嘛。”

他看我一眼，淡淡地说：“我不是艺术家。跟你说过了，我一直都在找工作。”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我说不定可以帮忙。”

他友善但是疏离地说：“谢谢，但是我想我自己能解决。”

我顿时后悔万分，觉得自己好像那种春节时追着别人问“你有没有编制”的唠叨亲戚。

过了几天，我试图把气氛拉回到他答应给我唱歌的那个晚上，暗示他：“你不是上次说要给我唱那首《天使》吗？我这会儿在家，你有空吗？”

他说：“我明天去排练室唱给你听。”

我故意说：“我明天要加班，没法去排练室。”

结果第二天，他发了他们在排练室演奏的视频给我。那首歌的大意是人生迷茫之际，天使会给你指引，然后就找到了方向和光芒——这俩词我在无数乐队曲目里听到过，感觉乐队们都天天都要追求方向和光芒。

我有点失望。他当初说要唱给我听时，我以为会是一首情歌。结果这么清新励志。那为什么要唱给我？难道是为了表示他很有“正能量”？我又不是他的作文老师！

还别说，他现在和我走在一起时，手都老老实实地插在兜里，与我保持一尺左右的距离，真有几分像个听话的好学生走在班主任的旁边。那副规规矩矩的样子令我看了就来气：说好的玩乐队的人都乱呢？你倒是乱给我看看呀！

阿容这种与我积极谈心回避谈情的态度，令我恍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职场上的油腻老色狼，而他是不敢得罪我而被迫敷衍我，可又不想真的被我潜规则的职场新人。

我猜不透阿容的心思，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刚升了职，百废待兴，一时间无暇他顾。升职最大的好处还不是收入的增加，而是人事和财务上的裁夺权。以前我地位尴尬，有责任而无实权，最多能给手下些小好处，关键问题上却说了不算。懂事的人还会给我点面子，有些刺头根本不怕我。我又拉不下脸去打小报告，受了不少窝囊气。

而现在发号施令，处处畅通无阻，刺头也老实了。原来做老板也不难，关键是要有实权。

不管吴亮怎么搞定的徐总，论功行赏，他也算是能稳定住大客户的重臣。我给他多发了点季度奖，又好好地跟他谈了几次。他的情绪好了些，又恢复了他光鲜小白脸的丰姿，看起来越发阔绰如富家公子。徐总那边一直很顺利，我推断他二人仍然维持着良好的“友谊”。大概，我这也算是帮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