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协收了笑意，道：“文帝时晁错上书，他算过一笔账，五口之家的农户，终日劳作，自春到冬，耕耘百亩所获，不过四千五百钱。扣除口粮、衣裳、婚丧嫁娶时人情往来用度，倒还落了四百五十钱的亏空。即便是照着从前三十税一来算，也还欠了一百五十钱。百姓如此勤勉，却仍如此穷困，能劳作一生竟也算得幸运。稍有病痛困厄，这一家子便过不下去，只得卖田为奴。”他声音渐低，语气不自觉透出沉痛的意味来，“谅天造之昧昧，嗟生民之浑浑。”曹昂听他细数，设身处地想一想世上的万千农户，也觉好似被人扼住脖颈一般，喘不上气来。

“自文帝而今三百六十载，中间几度风云，先有王莽篡政，又有光武中兴。”刘协话到此处，并不避讳面前的曹昂与坐在屏风后记录的蔡琰，坦承道：“要朕说实在话，王莽是看出了天下之疾，要‘打土豪，分田地’，只是施政太急，时势未到，又内忧外患，终于一败涂地。光武帝原是南阳大地主出身，自有他的一番势力。”

若以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那光武帝便是南阳的“地主反动势力”反扑成功。

“但是一旦光武帝登基为帝，立时也回过身来限制这些大地主、大商人。他乃是中兴之主，深谙御人之道，因此把得牢，维系得平衡。但是自他而后，更有何人呢？且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刘协叹了一声，道：“不管皇帝是庸是贤，不管是四百前开国时，还是如今，黄土地里耕作的农户始终算不得富足。你可知根源何在？”

曹昂舔了舔嘴唇，一时间读过的圣贤书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对于这一点，早有无数先贤在书里写过，他们旁征博引，有的说是因为君主不够贤明，因此要天子省察自身；有的说是因为大地主、大商人敛财无度，因此要朝廷下令限制这些富人的用度享受；还有的说是因为土地的划分出了问题，因此要重新启用周朝时的井田制。若是从前要曹昂写文章，他可以信手拈来，一一列举先贤所论。但是如今曹昂实地跑了长安城中万亩田地，连马都跑瘦了三匹，又听了皇帝所言，便觉此事绝非书上所言那般清晰明了，然而他一时抓不到根源，想到自己这一年来田间地头见过的无数黧黑枯瘦而又麻木的面容，只能叹一声“民生多艰”。

刘协微微摇头。

这其实便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说起来美好，但是规模太小，无法积累储备资源，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再加上赋税徭役，豪族盘剥，便无法度日。但是要在此时搞大工业，显然更不现实。

刘协道：“五口之家，所能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百亩所出不过百石——说起来少。但是若是看商朝之时，手扶耕耘，一人不过十五亩，那时候产出更少，非但百姓，连寻常大夫等闲都吃不到肉。若以此时比周朝，田地产出自然是高了。”但若是与后世相比，却是不够看的。

归根结底，豪族盘剥暂且放在一旁，若是能提高每亩良田的粮食产量，虽然仍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但是却能极大提高农民的日常生活。但凡能吃饱饭，哪个好人又想要把脑袋栓在裤腰带上去造反呢？

“民以食为天呐。”刘协继续道：“与古时相比，如今我们能用牛耕，会造铁器，又有修渠灌溉，农民耕种既多且快，虽仍不过勉强度日，却已大为提高。照朕看来，就连兵权都是皮毛之物，唯有这‘食’才是万民骨血。设若如今一亩所出，能倍于前，朕将豪族稍加约束，这长安城中流民便能立少十之八/九。余者朝廷便也能照管了。”

曹昂听得意动，先是一喜，继而细思却有些为难，叹道：“陛下说得确是根本，然而要产量倍增，却又谈何容易？自古时至今千年，所增也不过三中取一。”

刘协扯过一页纸来，低头写算。

如今小麦还未曾普及，在他管辖的北方大片疆域内，百姓最多种植的乃是黍与糜这两种杂粮，都能旱地生长，所结子实，前者黏，后者不黏。后世称之为黄米，可以做糕。此时一石为一百二十斤，一斤等同后世的二百五十克；一大亩为四百六十五平方米，比之后世稍小。这般算来，若是种粟，此时亩产约有二百五十七斤。若是种黍或糜，也大略等同。

他停笔想了一想，道：“近郊肥沃田地，亩产可达一钟。”一钟乃是四石六斗，那便差不多是四百斤，已经算是此时极高产的情况了。

曹昂就站在近旁，低头便见皇帝在纸上以奇怪的字符写算，很快便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不禁暗暗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