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怨过我姥爷，为什么要把受到伤害的女儿交到凶手的身边，我也怨过我父母两个，一个是早就该拖出去枪毙的渣滓一个是连孩子都不知道该如何保护的可怜人，后来，我怨我自己，可能我的出现才是悲剧的开始。”

林君的声音依旧很轻，但是米哈听得很清楚，然后伸手抓住了林君的手，认认真真的反驳，“不是的，和你没有关系。”

如果真的要找一个无辜的人，那应该是林君才对。

“后来晓春她们一直都陪在我身边，摁着我去考重点高中，威胁我要是谁考不上，就把谁腿打断。”

哪有什么人生英雄，明明只是四个孩子相互扶持而已，林君笑着看米哈，“我们四个里面小行的零花钱是最多的，因为阿姨每次情绪失控后都会给他买很多东西或是塞钱，然后小行就偷偷把钱都拿给我，让我交学费和住宿费，雅文和晓春也是，认识我之后基本上都没有存下来什么零花钱，当时我们一起考上高中，穷的口袋干净崭新，买个什么零食都要一起分着吃。”

所以，当时她们也调侃，杜行给林君交了好多年的保护费。

在最艰难最敏感的那几年，杜雅文和杜行的父母在闹离婚，两个人为了躲亲近除了回家要钱之外都不出现，董晓春的父母倒是都在，可是他们要去外地做生意，顺着女儿的求情帮他们摆平了一下‘舅舅’后续之后也很少回来，林君则是变成了没有人管的战斗白菜，在发小和弟弟这里一人省一点坚持到了高中考大学。

他们四个的成绩都很出色，林君更是拿到了市状元被保送去了top2的法学院，然后院子被拆迁成功换到了一栋楼，日子才算真正好过起来。

挤成一堆相互取暖，才变成了现在的她们，要不然林君也不会早就和董晓春把家里改成几个人合住的装修风格，哪怕杜雅文没有离婚，她们的家里也都会给杜雅文和杜行留下房间。

“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和晓春讨论，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身上的悲剧，后来见得多了看的多了，我可能摸找到了原因。”林君转头看着米哈，眼底璀璨又坚定仿佛含着光，“雅文和小行的妈妈，本身就出自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一直被洗脑式的教育长大，后来把这份伤害也延续到了雅文和小行的身上。”

“我的父母，则是和当时的背景时代有点关系，自由恋爱本该顺利结束，可是一方不同意用了强，为了不把事情捅出去丢女方的脸，男方的命，所以他们被家人凑在一堆结婚了。”

“但从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声音站出来说这是不对的。”

林君的父母其实是谈过恋爱的，只不过没有继续下去，母亲不愿意和父亲在一起，但后来事情变得糟糕之后，这事捅出去可是能让小混混挨枪子的，父亲的家里凑了一大笔钱送到了急需钱的母亲家里，然后，‘反正日子都是要过的你以前不是还挺喜欢对方的吗？’、‘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类似的理由后，把他们凑在了一起。

那到底是嫁女儿可以换钱错了，还是失贞之后就要任命妥协错了呢？

林君厌恶上述所有的理由，不想让下一个类似的人出现，所以她变成了律师，名下的基金组织也一直致力于相关的妇幼权益保障。

“不是每个孩子都能遇到晓春她们的，类似的不幸是社会的悲哀。”从事法律行业之后，林君见过的悲剧就更多了，甚至她接触的大部分刑事案件都和熟人作案有关，情感纠纷、血缘压迫、社会舆论压力是制造下一个林君的罪魁祸首，她想改变这件事情。

“我们四个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者都活的不太开心，要么选择第一条路，改变自己屈从于现实、假装自己不再清醒不再去细究这些事情；要么选择第二条路，坚守自己与现实格格不入、顽强抵抗不与其同流合污清醒而痛苦。”

“我试了很多年第二种方法，也曾经一度犹豫过第一种方法，后来想到了第三种方法，我不想改变自己，也不想那么痛苦，那么只能改变环境了。”

所以，林君的事务所一直在致力于相关的案件纠纷，也时刻关注着类似公益诉讼的推进，名下的基金会也在努力去做一些实事，她本人也一直在践行着目标去影响着身边的环境，可能这些改变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相比实在过于微小，可是“这份拯救对每一条重回大海的鱼都有意义”。

米哈是第一次听林君聊到这些，看着林君微微抬头笑了起来，“再过几年我就四十岁了，想法和观念都稳定了很多，前些年的时候也迷茫和困惑过，想过自己要不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然后生个孩子组建家庭，哪怕对方的条件没有那么好也没有关系，反正我有钱有俗世标准的大部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