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作为律师会建议受害者考虑在庭审之前与被告方面协商一个数字。当然，被告家属也一定会要求受害者出具一份谅解书，并以此争取从轻判决。事实上，对方的连律师已经数次联系余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但余白告诉沙伊菲，她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董宇航的家人做出赔偿，比如她因为这件事不得不搬家，辍学，并接受心理治疗的费用。当然，这官司会很难打，需要很长时间，就算胜诉，被告还可能不配合执行，最终拿到的钱也不会很多。

不过，这两项建议，沙伊菲都没有接受。她既拒绝了协商，也没有提出民事赔偿。

正如她离开的时候所说，她不想再让这件事影响到她的生活。

最终，董宇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不服提起上诉，还要继续等待二审的结果。

至此，余白他们可以做的差不多已经结束。这一次担任受害者的代理律师，收费不过几千，却是她挣得最感慨的一笔钱，虽然施害者受到了惩罚，但精神损失不被支持，更没有惩罚性的赔偿，受害者仍旧独自承受着因此而来的结果。

所幸，这个人是沙伊菲。余白觉得，身负着不动明王的她，有着那一份勇气和倔强重新来过。

其二，便是万燕的案子。

警方在刘怡的手机里找到了她与一个年轻男子的合影，这个人与当时所作的模拟画像十分相似。经由万燕指认，他就是高瑞龙。而在刘怡的供述中，此人名叫肖宾，并不是什么马来西亚华侨，而是邻省来的一个务工青年，从前做过酒店服务员，后来通过劳务中介去新加坡一家酒店工作过一段时间，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过境去过马来西亚，搭上了贩毒的上线。而与他交往，被他控制的女孩，万燕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那小子是有些本事的。”刘怡在审讯中这样感叹。

“什么本事啊？”警察问。

“现在不是流行那个么，叫什么……PUA？”刘怡皱眉，显出几分老相，“但那些小姑娘就吃这一套呀，他叫她们做什么，她们就做什么。”

“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警察继续问下去。

此时已是大势已去，刘怡并无隐瞒：“第一次做，是不让她们知道的。做过一次之后，再告诉她们。到了那个时候，不做也得做了。”

这是第一份确凿的笔录，证明万燕对携带毒品的事并不知情。

甚至可以说，她在第一次带毒过境的时候被捕是一种幸运，因为其余两个与她一样被肖宾控制的女孩也在此次行动中一同落网，两个人都已经是惯犯，也无法辩称自己对犯罪行为不知情。

因为有了刘怡的供述，唐宁对万燕案的二审判决比较乐观，预计应该可以获得比较大的减刑幅度。但余白还是有些遗憾，因为肖宾并不在这一次被捕的毒贩之中，通缉令已经发出去，结果未知。

唐宁安慰她道，电影里那种法官宣布当庭释放，被告与律师喜极而泣的场面，他做律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绝大多数都是像现在一样，已经过了一阵，做着另一个案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某某某的判决下来了，或者这里取保成功了一个，那里又有一个减了刑。

余白当然知道他说的是真的，现在能做的也只是接受现实，继续做着新案子，同时等待旧案的进展。

也是在那个月，实习律师王清歌接到了第一件委托，而且还是个大案。

受师父陈锐的影响，王清歌的自我营销一向做得十分到位。微信，微博，知乎，抖音，她都有帐号。平时除了转发师父的大作，给师父点赞捧哏，配合师父左右互搏之外，她还自觉想出了一个拉生意的办法，那就是每周六去天通观街道办事处坐上半天，给老街居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但这个颇为积极的做法却被陈锐批评了，说她纯属浪费时间，通过这种途径招来的客人，案子小就不说了，而且多半都是白嫖。咨询的时候说得挺好，等到把委托合同递上去，收费标准一介绍，得到的回答肯定是“我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但王清歌房子就租在天通观，跟街道办事处只隔着两个门洞，抱着闲着也是闲着的心态，还是留了一盒名片在那里，每到周六去坐上半天。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微信倒是加了不少，接到电话或者找上门来的找她咨询的果然都是拆迁、离婚、遗产继承方面的家庭琐事，几乎都是以“麻烦你问个事情”开头，“我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结束，实际收益为零，与陈锐的预言一般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