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有行人经过，两人才分开，又像正经人一样继续往前走。

等到坐进车里，余白又开始感慨刚才的所见，一边开着车一边问唐宁：“爷爷奶奶多大年纪了啊？”

“爷爷1938年生的，”唐宁算了算，“今年八十二了，奶奶比他小三岁，也有七十九了。”

“他们怎么认识的呀？同学？同事？”余白继续打探，心想二老都在A大任教，也许也是在校园里结的缘。

唐宁却笑着回答：“比那早多了，他们很小就认识了。爷爷生在旧金山，是战后才跟着爸妈从美国回来的，当时也就七岁吧，奶奶才四岁多。后来听我太外婆讲，奶奶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管爷爷叫‘哥哥’的，现在背着我们大概也还这么叫呢。”

这下余白更酸了，唐教授夫妇要是从同学开始的，她和唐宁还能努力一下，可人家青梅竹马，那他们就真的是这辈子都追不上了。

唐宁却难得迟钝，毫无所感，还在继续回忆着说下去：“那时候二战才刚结束一年多，这里情况又变得很不好。爷爷他们本来可以回美国去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留下来了。而且后来每次聊起那个时候的事情，他都好像都挺开心的。就像轧户口米，一刀钞票买不到一刀草纸，汽车加一次油要在加油站门口排一整条街的长队，甚至连这种兵荒马乱的事情，他跟奶奶也都可以当作笑话讲……”

“这些都是几几年的事啊？”余白忽然问，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跳脱开去，想到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个人说过的另一句话。

就是在这一天的上午，南城看守所的会见室里，老毒贩乔成抬眼皮看看她，蔫头耷脑地对她道：“我妈生我那年正赶上老毛子在东北发军票，穷得连饭都没得吃。”

那个声音，那个表情，那张脸，宛在眼前。

“47，48年吧……”回到此刻，唐宁回答，若有所思地，已经低头开了手机不知在查什么。

“那乔成说的老毛子发军票又是哪一年的事？”余白又问。

“1945年。”唐宁已经找到答案。

从1945年10月开始，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发行了将近100亿元的军用票，并责令此种Military Currency在整个东三省“为一切支付必使用”之货币。

余白知道，他们又想到一起去了。

如果他们的猜想正确，那个正在看守所里等待死刑的老毒贩也许在年轻的时候改过年龄。他不是生于1948年，而是1945年。也就是说，他今年不是七十二岁，而是七十五岁了。

仅仅三年之差，对于一个已过古稀的平常人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一个死囚，却是生死一线。

于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四十九条中增加一款——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而死刑复核程序也是审判阶段的一部分，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却已经有判例可循。

那一刻，余白周身起了一阵战栗。在一件原本毫无希望的案子里，这分明就是一线希望。但这种希望，就好像在迷宫中奔走已久，终于看到了高悬于危楼之上的锦标，心中才刚振奋，脑中却又有一个声音在说，太险了，没用的，还是放弃吧。

这毕竟只是你们的猜想，余白脑中也有一个声音在劝。

就算是真的，时隔数十年，故人离世，故纸湮灭，一切都未必能被证实。

而且，这么做真的有意义吗？就为了乔成这样24K纯金的大坏蛋？你们这样压着线，扣着字眼，倘若真能免这个老毒贩一死，别人又会怎么想？

许久，她没有说话，只是开着车，默默看着前路。

但唐宁却没有这样的纠结，只是看着她笑问：“余白，你有没有去过东北？”

第58章 去东北

当天晚上，两人回到唐宁那里，就跟乔成的儿子乔永辉通了一次电话。

乔永辉和妻子同在东北一家大型国营石油公司工作，妻子本是南方人，退休之后分到了靠近原籍的职工安置小区，就在临近A市的一个小县级市里。几年前，他们的儿子也考到A市读大学，乔永辉便办了内退，带着老母亲，跟着老婆孩子搬到南方居住。虽然跟父亲乔成离得很近，但因为乔成的刻意疏远，两方面一直没有多少联系。直到三年前乔成落网，警方才辗转找到他们那里。

电话开了免提，唐宁先把事情大概说了一下，说完之后，那边却静了许久。有那么一会儿，余白甚至以为是信号不好，线路断了。

“是有这么回事，”一阵静默之后，乔永辉终于开口，“我爸是1945年12月生的，我二叔比他小三岁，1948年10月生的。64年人口普查的时候，派出所把他俩的出生年月登记反了。那个时候，我爸已经进了林场工作。我爷奶想着二叔可以早三年参加工作，觉得搞错了也挺好的，所以就这样错了几十年，一直都没改回来。直到到现在，我爸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上写的出生年月都是194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