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是啊，想我族曾以五千文明、礼仪之邦著称一世，有谁能想到竟会有如此泯灭天良之人？” 杨凡感叹道， “我听说当时最高领导人身边有一个叫李锐的秘书，此人五十年代初就担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是一名地道的开国元老之一，也是组织内为数不多的具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人之一，据他亲生女儿在书中所说，他一生三次遭受□□，失去自由累计时间超过二十年，可谁能想到，三次受难竟然都是他老婆主动向上级告密所致，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现在人们进一步学乖了，无论是做官的，还是经商当老板的，他们一般都不与人谈论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具体情况，那怕即使是自己的配偶及儿女也不例外。虽然大家口头上不说，但实际上都不约而同地在这样做，彼此之间，总是谁也放心不下谁，你说，做人累不累？可悲不可悲？” 黄远昆越说越激动。

“昆哥，你妻子与你离婚，那你们间的财产怎么办呢？”杨凡问。

“说到钱财，人一生最不容易看透的恐怕就是钱财了，不是有古人说过：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一个人要想能真正看透钱财二字，也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是一个人垂死的时候；二是一个人坐牢失去自由的时候。因为只有在此二种情况下，人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透‘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深刻本质内涵。就我为例，当她来到看守所提出要与我离婚时，当时我一下子愣住了。要知道，她自从嫁给我之后，就辞去了原有工作，家中的一切开支费用都是由我承担的，我多年来所赚的全部收入都毫无保留地交给她管着，可以说，她一直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如今可好，我刚一坐牢，她就迫不及待地要离婚改嫁，老杨，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当初养的就是一条狗，也不会对我这般无情啊。想我半辈子拼死拼活图个啥？说到底是在为她白白打工罢了，所以，我这一辈子也是很可悲哩。”黄远昆说着，眼泪禁不住直往下流。

“这种事轮到谁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杨凡同情地说。

“所以，当她提到钱财如何处理时，我倒一下子突然变得洒脱、大方起来，我说，家庭钱财想怎么处理，一切随你便好啦，你要是想全部独吞那你就都拿走吧。当时，我心想自己的命能否保得住尚在不定之中，钱财再多又有何用？说一句不怕见笑的话，这可是我这一生中，有记意以来第一次对钱财看得如此淡漠。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环境改变人的真实写照吧？”黄远昆故作轻松地说道。

“依我说啦，坐牢对一个人来说，虽然很是不幸，但是，通过坐牢也让人有机会看透人世间许多不易看透的本质层面的东西，这也是很难得、很可贵的，是吧？”杨凡问。

“不过，依我看，有许多事情，不去参透它也好。古人不是说难得糊涂么，我也认为，有些事还是糊涂一点好，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也许人生过的会更舒坦、知足，从而也就更容易捕捉到幸福感。哦，对了，再有一天你就要开庭了，你准备得怎样？”黄远昆问。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特别看到仓里这多人开庭后都一一判了刑，没有一个能获得无罪释放了。你知道，李发勇虽然已开了三次庭，头两次皆因证据不足而打回公安部门重新侦察取证。可第三次还被他们给搞掂了。由此可知，要他们放人真比登天还难，证据不够，他们会慢慢地找，总会有办法让你有牢可坐的。因此，如今我也不抱什么太大期望，只盼能尽可能判轻一点，早日上场，到时再想办法，争取早日重获自由。对了，昆哥，在这一方面，你的经验远我丰富得多，有什么心得可一定要教我啊！”杨凡谦逊地说道。

“你请律师没有？”黄远昆问。

“我家里己替我请了两名律师。”杨凡答道。

“依我看，用不着聘请两名律师，有一名律师足够了。而且，我觉得如果请两名律师可能还会给法官们造成不良影响，容易引起法官们的不悦。其实，开庭只不过走走形式罢了，判不判刑以及判多少年刑期，恐怕法官们早已内定了，因此，实际上请不请律师已不太重要，关键是私底下要预先打通关节，开庭时尽量以真情打动法官，引起他们的同情心，争取尽可能少判或轻判。要知道，在我国，法官们的权力非常大，同样的案子，可判五年，也可判十五年，所以，判多判少其差别非常之大，而这一切几乎全凭法官们的决断。要是你运气好，刚好碰上一名良心好的审判长，能对你的不幸遭遇产生怜悯之心，也许会把你判得很轻。否则，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好与坏，轻与重，很大程上要取决于你的造化了。”黄远昆以过来者身份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