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投牢八年来，已有两次拿到了省级改造积极分子的大奖，每次都顺利减刑二年三个月。正因为如此，像他这种已尝到过甜头的人，比谁都清楚，如果失去了图书组组长和中队积委会主任的职务，他就会变得一钱不值，原先为自己设定的用四年时间解决全部问题的服刑计划，也必须修正，即必须要在狱中继续待更长的时间，总之，他的如意算盘将要全部被打乱，显然，这样一个局面，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他恨杨凡，私底下早已把杨凡当成了为实现自己成功改造计划的一大障碍，必须去之而后快。

诚然，黄新华的内心活动，杨凡是不可能知道的，当黄新华设计陷害自己时，起初他还有些莫明其妙，后来也只知道是由于自己曾向高科长提出改组《建新报》的建议所致，根本无法想到，原来黄新华憎恨自己还有更深一层的缘由。

不过，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好事与坏事总是相对而存在的，而且二者常常会相互转化，即坏事有时也会转化成好事。自从杨凡蹲禁闭后，随着事情的日益明朗，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于他，甚至连高科长、欧阳干事以及中队的郝指导员和张副指导员也觉得，杨凡投牢时间不长即遭蹲禁闭的处罚，心中很是有几分同情。

尤其令杨凡感到心喜的是，他发现，近来教育科的干部包括高科长在内，明显地冷落起黄新华来，有几回，欧阳干事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大骂他无能，连个图书组都管不好，白活了五十多岁，弄得黄新华很是下不了台。据一些老犯人说，像这样当众不给他黄新华面子的事，在过去是非常罕见的。

杨凡已经知道，在整个监狱的监管体系中，狱警们主要是通过建立犯人组织如犯人劳动小组、互监小组，积委会等，并委任一些自以为信得过的犯人去但任这些组织的领导职务，然后通过各个组织的犯人头去直接管理犯人，犹如从前地主们通过狗腿子去管理长工和佃农一样。同样，那些戴着诸如组长、主任头衔的犯人也不会白干，他们能很容易地获得各类奖励，减刑时也能得中队领导的优先考虑。

不过，能在犯人群中当上一个小头目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属凤毛麟角，大多数犯人，要想获得减刑的机会，仍是非常不容易的。据杨凡所知，有不少犯人为了获得受奖励和减刑的机会，不得不绞尽脑汁，投机钻营，有的甚至以钱开路，收买中队领导或监狱领导，以便能获得及时减刑和多减刑。

如今，眼看黄新华的组长地位即将不保，杨凡心中不禁暗自高兴，心想：看你还能猖狂到几时。说实话，杨凡对黄新华已是愤恨至极，巴不得能亲眼看到他有一个可悲的下场，以解心头之恨。

其实，后来杨凡才知道，像自己这样痛恨黄新华的人，在图书组里也不少，因为有许多人都曾吃过他的亏，如张涛就曾因收受过织布厂一名犯人的一条“双喜”牌香烟，而被黄新华举报，被高科长当场扣罚了 3 分，以致当年什么改造奖励都没有得到，白白地苦干了一年。在整个图书组里，像这样因黄新华打小报告而遭受队长们惩罚过的还有李春林、李星等。背后，这些人每当一说起黄新华，一个个牙齿都恨得痒痒的。

也算是老天有眼，一天监狱加工厂的一名犯人利用来学校上课前的机会，将一条“红梅”牌香烟悄悄地送给了黄新华，谁知张涛和李星二人早已存了要抓他一个人赃并获之心，以致就在黄新华迅速接过香烟正准备塞进抽屉里时，被张涛和李星抓个正着。碰巧，那个晚上，教育科包括高科长在内多名干部都在学校，张涛和李星觉得这是一个千难逢的绝好机会，二人一合计，横下一条心，决心不搞则已，要搞就把事态搞得越大越好。张涛首先把加工厂的那名犯人给扣下了，要他老老实实地蹲在一边，同时尽量用话来拖住黄新华，不让他走脱，另一方面又向李星使眼色示意他赶紧去叫高科长来亲自处理。

很快欧阳干事先过来了，他一见当时的场面就已经明白了□□分，在他的严厉质问下，加工厂的那名犯人也供认不讳，说是为了想让黄新华给他几瓶广告颜料、一套用于书写美术字的排笔和十张 80 克的白纸。由于事先黄新华已经答应了他，所以才利用晚上上课的机会把所要东西带回去，那犯人又说，是为了感谢黄新华才送给他香烟抽的。由于人证物证一切俱在，黄新华面对此情此景，已无话可说。

“黄新华，你他妈的，给我猫低。”欧阳干事阴沉着脸朝黄新华猛踢了一脚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