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九七八年，二〇〇一年大学毕业，开始上班，遇上当时在北京学中文的安妮。结婚，考雅思，移民，那时候——二〇〇二年底，是通过安妮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只有五个员工的小会计事务所打杂，超时工作拿不到加班费，帮老板娘接孩子放学也在我的职责之内——正是因为这个才学了开车，可当时只有做下去，需要存一点钱才能继续去读研究生。二十四年，就做过这些事情。

那么天杨，你现在在哪儿？

至于我，你曾经拼了命地去爱的我，正在一个你不知道的角落里苟活着。没错，还年轻，人生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开始苟活。也许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对不住我们曾经迸发过的决绝，但这是事实。天杨我想你，那个晚上我突然如此想你，我想也许你现在的脸上也有了苟活过的痕迹。我们这些苟活的人，喜新厌旧是我们的DNA密码，你同意吗？让接受过的所有教育，所有文明，所有与崇高有关的一切在大脑里重组，使它们服务于我们最原始最动物的欲望，你同意吧？回忆起那段化腐朽为神奇的日子会觉得那太不像自己了，你同意吧？所以天杨，看在我们曾经相爱的份儿上，如果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碰见我，请你转过头去，装作没看见。我只要看看你的侧影就好，那种婴儿一样漫不经心的忧伤。

刚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就是这么神经质。

去年年底我终于跳了槽，在一间也是当地华人开的贸易公司的财务处。虽然顶头上司酷似张宇良这点儿令人不甚满意。但是总算是可以只做财务报表不做男佣。按我和安妮的计划，后年我就可以重新去念书，然后去试试鬼佬们的公司。总之，苟活得还不错。

听过去的同学说，天杨现在做白衣天使做得有滋有味。我想象得出来她那副自得其乐的表情。天杨比我幸运，她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行。我想这是我和她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可是我直到现在才看清楚这个。

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电视里看到了《霸王别姬》。国语对白，英文字幕。我从头到尾看完了它。太熟悉了，熟得我都替陈凯歌感动。好多台词我甚至可以替张国荣说出来。程蝶衣自刎的时候段小楼终于说：“妃子——”他总算是入戏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天杨、肖强，还有方可寒。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叫“这就对了”，天杨，你，我，肖强，我们都在这世上苟活着。这世界上我们这样的人怕是越多越好、因为我们的数量越多，这世界就越和平。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显现出来。我们组成一个永恒的黑夜，维持世界平衡地运转。但是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人要以“我们”这个黑夜为背景怒放，就像烟花，比如程蝶衣，比如张国荣，比如方可寒。所以方可寒，这世界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你。

然后我发现，那天是天杨的生日。

夏日来临，加拿大一点不热。在我鬼使神差地打过去一个电话的一周后，我收到天杨的E-mail：江东，你好吗？我很好。对自己的工作还算喜欢。只不过经常上夜班，日夜颠倒对皮肤不好，需要常常去美容院做脸。呵呵。

告诉你一件事：我现在和周雷在一起，我们准备明年结婚，吓了一跳吧？

今年夏天一如既往的热。不过常常下雨。你八月份回来的时候应该会比较舒服。前些天我碰见肖强，他的店已经关了。他现在是Taxi Driver。感觉上就像《危险关系》里的丰川悦司一样酷——你看过这个日剧吗？

欢迎你回家。

天杨。

欢迎我回家。她就是这样，永远不费吹灰之力就在我心里最软最深的地方捏一把。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公路永远漫长宽广。那天傍晚我兜到城边上，在似乎是只有我的公路上飙。残阳如血，疯狂地砸向面无表情的地平线。就像曾经，我们。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掏空了，可是在天杨看来，她就像那颗太阳一样，不顾一切地砸下来，却还是什么回声也听不见，所以我们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她是个浪漫的人，不是那种大多数人用钱来买卖的浪漫，也不是那种少数人用来沾沾自喜地和大众划清界限的浪漫，浪漫对于她，是件像种残疾一样必须隐藏的东西——因为那太容易成为这个世界摧毁她的理由。

可是周雷那个白痴他明白这个吗？他懂得因为这个来心疼你吗，天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