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午后，我路过音乐教室。音乐老师正在辅导我们高三一个准备考音乐系的女孩弹钢琴。跟她说这儿快点，那儿慢点。两秒钟后，我就听见一阵音乐，不知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夹着音乐教室好得不能再好的共鸣。在狭长的走廊里华丽地注视着我。我咬了咬牙，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就该下楼了。走到楼梯口却终于忍不住，像逃命一样地往楼下冲，直冲到完全听不见一点声音的那一层。喘着粗气对自己说：丢人。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我的火车站。天杨穿了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坐在火车顶上。汽笛悠长，我说天杨你要去哪儿？她说你没看见我的红衣服吗？我要结婚了。我会寄明信片给你的。火车开了，我醒了。一身的汗，电话铃就在这个时候响起。我“喂”了好几声，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

“天杨。是不是你？”我说，“天杨，我知道是你。天杨你怎么不说话。天杨，我想你。我真想你天杨。”不管了，我终于说了。然后我听见一个老头儿的声音：“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要是我今年不是十八岁，而是二十八岁就好了。我就有更多的办法，更多的力量。那时我常常这么想。不过我现在才明白，你永远没有足够的办法和力量，因为永远没有一件事是等你完全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举例说，那天下午，我又碰到了方可寒。

那是星期六的傍晚，老地方——篮球馆的地下室，我看见方可寒和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打得正热闹。那男生扭着她的胳膊，她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用剩下的一只手在那男生脸上留下五条美丽的血道子。那男人没种，惨叫一声把她推开，一转脸看见了我，就狼狈地拎起书包蹿了出去。她缩在墙角，头发滑下来挡住了脸。

“方可寒。”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还真是有缘分，我想。不仅是和她，还有和这个地下室。她抬起头我才发现，血从她的鼻子里不断地涌出来，衬得她脸色惨白。

“把头仰起来。”我说，“要不要紧？”

“没事。”她的声音有点哑，“是刚才那家伙一推我，我撞到墙上去了。”

很多张可怜的餐巾纸变成了桃花扇。“要多仰一会儿头。”我对她说。从我站的角度，正好看见她漆黑的眼睛。

“拜托你帮我看看，我衣服上有没有血？”她说。

“有一点，在裙摆上，不过不要紧。”

“妈的。”她骂着，“这条裙子是我今天刚刚换上的，得干洗。”

“你还来干什么？”

“你以为我想来这鬼地方？”她瞪着我，“那个家伙在我这儿赊了N次账，我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结果他还要和我耍赖。我就说我要去跟校长讲你也是我的客人，我是诈他的，他就急了，真是个傻逼。”

“上楼去洗个脸吧，”我说，“要不怪吓人的。”

“不用。”她说得很干脆，“不想撞见人。”

“那你就这样走到大街上会影响市容，不信？”

她笑了。

我们穿过走廊的时候，夕阳西下，让许多投在我们身上的惊讶的眼光变得不再那么刺眼。她今天没有化妆，很简单的黑色上衣和粉红色的半身裙，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妖。

“你有什么打算？”坐在麦当劳里的时候我问她，“你准备考大学吗？”

“当然要考。”她笑，“这个地方已经快把我憋死了，我现在做梦都想去个大城市。”

“我也是。”

“而且要是我考上大学再去坐台的话会赚很多的——女大学生嘛，你知道吗？在北京有些夜总会，比如‘天上人间’，一晚上三千不算什么。”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打趣她。

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聊了很久，气氛不可思议地平和，一点没有我们往日的那种剑拔弩张。我们聊的都是筒子楼里的伙伴，她告诉我谁当兵了，谁考上大学了，谁在酒店做服务员，还有那个小时候总是联合所有女孩子孤立方可寒的“小特务”，她曾经跑来求方可寒“带她入行”。

“你知道‘小特务’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吗？”她笑着问。

“小的时候哪个女孩不恨你？”

“才不是。”她故作神秘地停顿，“因为‘小特务’喜欢你。可是每次都是我去你们家写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