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会有筒子楼里的男人看见我们，来帮我们拧。男人的手臂，轻轻松松，床单里的水就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常想：要是被单也知道疼的话，落在我和妈妈手里就算是幸运了。来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开个玩笑，“哟，学雷锋呢。”在我们的楼里，“学雷锋”是个典故，特指一个男人帮我妈妈做事儿。在我妈妈不在场的时候，水房里的女人们成天地互相取笑，说谁的老公是“学雷锋先进个人”。那声浪肆无忌惮地传到我们屋里来，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偶尔，她会抬起头，疲倦地冲我一笑，说：“小东，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毕业，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为止，然后在躁动的年纪打情骂俏地走进父母的工厂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们在筒子楼里横冲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或非常不争气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个时候，江校长还是江老师。江老师在我们的筒子楼里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学里教物理，课讲得极好，经常辅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做数学作业。他们说他是个怪人，四十岁了还不成家。后来，他和我妈妈之间的“绯闻”虽说进一步恶化了妈妈在水房里的人缘，却丝毫没影响他在筒子楼里的声誉；再后来，当他讲课的名声越来越大时，被一所重点中学挖去了；再再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了。我们在筒子楼里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小东，从明天起，我们就再不用跟别人合用厨房厕所，再不用拉蜂窝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东你高不高兴？”

妈妈离开筒子楼没多久，那间工厂就停产了。但江老师的运气一直很好，用“扶摇直上”形容不算过分。终于，不到十年的时间，江老师变成了北明中学的江校长。后来江校长，也就是我爸帮妈妈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适合她。她和江校长没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间工厂正式宣布破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个女人在送牛奶，某个顶楼上的单身汉在街角支着修自行车的小摊，或者某个“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寒风凛冽的早上把晨报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许这话由我说是不大好，但我确实从那时起感觉到“命运”这东西。特别是，我妈妈，她依然是美丽的，这些年她养成了定期做皮肤护理的习惯，总是和她新认识的朋友讨论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经跟天杨讲起过这个，她笑笑，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香港有个写小说的叫亦舒，她的小说里说：在寒风里的公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这就是十六七岁的天杨。她看过的书太多，这妨碍她体会赤裸裸、未经矫饰的人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不爱阅读找借口。

后来那工厂就被拆了，连同宿舍区。因为种种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直到治理护城河的时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时间，这地方像个废墟一般荒凉。有一次放学，我和天杨就走到这河岸上。这河堤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就踩着杂草、沙砾和小石子安步当车，我给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么地方玩，她显然兴趣不大。废弃的楼群里有个老太太在一堵断壁后面卖风车，她一定要我买一个送给她，她说那是因为她觉得“老奶奶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