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样的情况下，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慰藉，一句指责的话语，几乎可以置人于死地。

我曾在极度虚弱的状态下跟我最亲的闺密说，如果有一天，我撑不下去了，请你帮我删掉我所有的微博和日志，我不想在我离开之后被数以万计的人转发我生前写下的文字。

人在那个时候，真的会脆弱得像一块玻璃。

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接受这次采访，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群体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和多么深的误解。很多人说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是对生命不负责任，可是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如果能够活下去，谁不愿意活下去，谁愿意抛下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奔赴死亡。

如果我所说的话、我所经历的痛苦和挣扎，能够改变哪怕一个人的想法，能够使哪怕一个人得到周遭的理解和关爱，那么这次采访，就有价值。

我们身处一个喧嚣浮夸的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只鼓励人强大，鄙夷软弱。而我想说的是，软弱并没有过错，它只是生命形态的某一个折射，在面对自己所未经受的苦难面前，即使不能够理解，但至少可以沉默。人生只是过程，它既无真谛，也无意义。借用加缪的一句话来说，人生越没有意义，反而越值得去经历。所有不快乐的人，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愿以自己渺小而卑微的力量，去对抗这稀疏寻常的命运。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画面中是一位穿着大红色长裙，黑色长发织成一条粗辫子的女人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张桌子，桌子的对面有一张椅子。

她的容颜已经不太年轻了，于是，对当代艺术并不熟悉的我，并没有认出她来。

接着一位头发胡楂都已花白，同样并不年轻的男人走到那张椅子前坐下，四目相对之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骤然动容，原本沉静如同深湖的脸上，出现了微妙的笑，紧接着便颤抖着流下泪来。

他们伸出双手，在桌子上十指相扣。

这是一场分别了二十二年之后的和解。

这位长发长裙的女艺术家Marina bramovic，是南斯拉夫籍，她曾说，一个艺术家不应该爱上另一个艺术家。

然而她遇到了，也爱了，刻骨铭心的十二年之后，又失去了。画面中那位头发花白的男人，是她曾经的恋人Ulay，亦是一位来自西德的伟大的行为艺术家。在年轻时，他们曾经一起创作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品，即使是我这样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的人也略有所闻。在表演《死亡的自我》时，两人将嘴巴对在一起，互相吸入对方呼出的气体，17分钟之后他们的肺里充满了二氧化碳，都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这一表演探求的是一个人“吸取”另一个人生命的毁灭能力。1980年他们还表演过一个作品，一把弓箭，她握住弓臂，他手里握住弓弦与箭，两人面对面站立，箭头上淬染了剧毒，对准她的心脏，一旦有一方松弛，她便会立刻死亡。

这些作品用“同生共死”来形容，绝不为过。

1988年，两人的感情走到尽头。她说，无论如何，每个人最后都是会落单的。他们决定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来结束这段“充满了神秘的力量的关系”，于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以长征的方式，她从渤海之滨的山海关出发自东向西，他则自戈壁滩的嘉峪关自西向东，两人最后在二郎山相遇，完成了最后一部合作作品—《情人，长城》。

“我们各自行走了2500公里，在中间相遇，然后挥手告别。”我找到当时他们在长城的合影，两人紧紧相拥，他头上戴着一顶写着“中国”字样的帽子，而她穿着红色的衣服。我看着那张照片，几乎流下泪来。自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时间的指针走到201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黑发长裙的她从一把木椅上缓缓站起，宣告了又一部划时代的艺术作品诞生。

至此，她已经在这里静坐了两个半月，在过去的716个小时中，她岿然不动，像雕塑一般接受了1500个陌生人与之对视，众多名人慕名前来，有些人甚至接触她的目光不过十几秒，便宣告崩溃，号啕大哭起来。

唯有一个人的出现，让她颤抖着流泪，那就是Ulay。隔着一张桌案，这对曾经一同出生入死的恋人，在分手二十二年之后，再度相遇。

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确实如此。

请给我一张企鹅村的

永久居住证

《一粒红尘》的进展不是很顺利，焦灼之下，我做了一些有点儿夸张的事情。

首先，我认为是我的工作桌不好，不够大！一张尽责的工作桌应该要能放下以下物品：电脑、台灯、绿色植物、书本、文具盒、墨水、水杯、笔筒、抽纸巾、保湿喷雾、香烟、烟灰缸，以及—无数零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