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有舍不得走的人不得不走。

每天都有想走的人被迫留下。

每天都有人为了走或者留而烦恼，而哭泣。

黄裳也不例外。

出国的事是早已经定下来，可是她总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着。虽然手续一直在办，却总是不大上心，也总是不肯相信，真的就这样与卓文告别了。一夜夜，梦魂无据，飞渡千里，可是山长水远，她望不见卓文，找不到卓文。一张张汇款单长了翅膀飞向酆都，却换不回片言只字。而今，她要走了，自己也成了流浪之身，负债累累。她再也没有能力接济他，可是，又怎能放心就这样离开？

直到有一日，在电影院，散场时，她随着人流往外走，忽然有人碰了她的肩一下，扭转头，是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男人，态度很谨慎，可是眼中没有恶意，迅速地塞她一张字条，说：“蔡先生要我交给你。”

她一愣，那人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事后很久她才想起，那大概就是她从黄家风手中救出的两个抗日分子之一，可是分不清是胡强或者裴毅中的哪一位。应该是胡强吧，因为学生腔的裴毅估计没有那么快的身手。

她一直走出电影院很久才敢打开那字条，匆草的，只有几行字。首先触入眼帘的，不是内容，而是字体，熟悉得令人心痛。

“我走了，不必打听我的下落，也不需要再给我寄钱。大概没有机会再见面，但我说的每句话，都做数。”

没有署名。

但她当然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说的什么。如此隐晦，该是因为害怕出意外，遗人以柄吧？他仍然这样地替她着想。

她站在路边的灯柱下哭了。

路边的桂花被吹落了，落在雨中，却仍然散发着依依的芬芳。

又是雨季。

她知道再也不会见他，这张字条，便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接触。是诀别了。

她忽然想起去年，在鬼城，卓文看到蝙蝠飞出望乡楼，曾叹息说：“有个故事，说蝙蝠非禽非兽，立场不稳，结果在禽兽大战中，两边不讨好，最后不得不躲起来，昼伏夜出，惶惶不可终日。我如今，也就好比是一只蝙蝠，里外不是人。日本人、汪精卫、国民党、共产党，不论谁得了势，都不会放过我。我的逃难生涯，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见得到光。”

每每想起他说这些话时脸上那种落寞无奈的忧戚，她的心就一阵阵地疼。然而她自己的处境，又何尝不是一样？她这短短的一生是矛盾的，也是暧昧的，救过汉奸，也救过共产党，她不知道她在整个的社会革命中到底站在一个什么立场上，历史又会对她做出怎么样的评价。以前卓文尊称汪精卫为汪先生她觉得不屑，可是看到报上说汪精卫在南京梅花山的墓被挖开，鞭尸谢众，她又觉得惊心。倒并不关立场的事，她有的只是人性本身最原始的喜恶取向。至于政治，她是完全不懂得也不关心的，可是却逃离不开，卷在政治的漩涡里，糊里糊涂地被左右了一生。

以前她一直拒绝政治的，时世再动乱，她也有本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现在不行了，战后比战时更加热闹，逼着她瞪大眼竖起耳来关心时政，为了风吹草动而心惊肉跳。

不久前，国民政府又把她请去问了通话，还是关于蔡卓文的下落。方式虽然不同，审问内容却同日本人如出一辙。她以不变应万变，照旧一问三不知，抵死不承认。然而小报上已经开始有记者含沙射影地骂她“通日”，“脚踏两只船”。当年阮玲玉感慨“人言可畏”，现在她懂得了。虽然柯以安慰她一切总会水落石出，可是她已经深深厌倦，不想澄清什么，也不想解释什么，而只想远离这一切。

可是，真说到走，她又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舍得。这是上海，是她与卓文相遇相识相亲相爱的上海哦，怎忍心就这样一挥手走了呢？而如今，她终于知道，就算留在上海，她也再见不到他。卓文大概已经先她一步离开中国了，他们空有一个来生的约会，然而今世，大概再也不会重逢。

她并不是没有他不行，没有了他，她一样会活下去，可是她会活得不快乐，就好像扇子失去了风——扇子是生命，而风是扇子的魂。

失去卓文的爱，她便失了魂，从此再不是那个灵动如水的才女编剧。

上海已经再没有她的位置，她终于决定要走了。

缠绵的雨里，迟开的桂花愁怯怯地香着，为她送行。

它们是没有明天的，此刻还高高在上，不染红尘，可是不到天明，就将变成落了一地的残骸，踩在泥里，沾在鞋上，蹭掉甩脱还要被骂一句“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