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非常需要！然而，我们怎么寂寞成这样了呢？

爱玲去美国后，只和极少人保持联系，而当中多半是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只有炎樱，她与文字无涉，只是单纯的好友。爱玲待人真，炎樱也真，山长水阔，岁月迢迢，她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一九九五年爱玲去世以后，不断有人请炎樱写关于爱玲的回忆录，都她被拒绝了。因她是真正了解她的，她深知爱玲洁净，不喜这些世俗纷扰。炎樱此举堪称高洁，比落几多寻常拿他人炒作自己的名人。古有伯牙摔琴谢子期，炎樱虽是外国女子，亦有落落君子之风。

爱玲一生人缘疏冷，好友十个指头未用完都数得过来。但这又何妨？乱世中，夫妻情义都如风中落叶般摇摇欲坠。两个女子之间的友情能历经世事不动不移，真是不易。高山流水，知交零落，山冷水断叫人痛断肝肠，却合了佛家意思：好的东西就是叫人微微不安，因此不可贪恋。世景荒芜知己稀，爱玲遇着一个炎樱也尽够了。

而我，至少还有你。

海上花开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这是爱玲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爱玲的朋友、作家柯灵将这句话进行演绎，来分析爱玲成名的因由，甚是妥帖。

他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有了这段话，我觉得不枉爱玲和他相交一场。

爱玲的成就在陷落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传奇》时代的张爱玲，仿佛那个“孤岛”寂寞夜空最后一束惊艳的烟火。

爱玲是深爱着上海，在她的眼里，“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开出了她这朵奇异的智慧之花来。

爱玲最初将稿件投给了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且附有自己所绘的十二幅发型和服饰cha图。由此开始，爱玲再接再厉，一连发表了九篇文章。

但是，真正使爱玲出名的是《杂志》。爱玲的成名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小说名篇以及一些精彩的散文，都是刊登在这个背景复杂的刊物上。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爱玲妙笔生花，盛开在四十年代幽暗的上海天空中，又如彗星般扫过上海文坛。少年时代的天才梦，终于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令人称慕的现实。

她的成就引起了阵阵惊呼，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许多人为她善意地设计她的文学道路。譬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爱玲则用一种委婉决断方式对这种关怀敬谢不敏。

她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对人生、时代的理解。她迫不及待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传奇》序言中有过这样的表达：

“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在我眼里，盛名下的爱玲依然是一个小女子，外表冷漠，内心欢喜的女孩子。如她所言，“狂喜的人，我还能想像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我简直没法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