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虐打她，她不服，转念又想：“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

这一段我看得黯然神伤，有切肤的痛感。想到我自己，母亲的脾气也非常暴躁，打我的时候亦是如此，寻常事且毫不留情。只是顶撞几句，也没有想过反抗，更不能和母亲对打对骂，因为实在不像个样子。有时候恼得狠了，就拿眼瞪住她，咬着嘴唇，一副任凭宰割的样子。然后，带着“泪湿罗巾梦不成”的凄楚躺在c黄上。长久如此，泪水已流干。后来，寻常之事，根本入不到心里。人渐渐麻木了。

这样的叛逆，似乎是所有同龄孩子的标志。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她因此失去了自由，甚至连生病也不给请医生，只能“躺在c黄上看着秋天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体味着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

但是，爱玲毕竟不是平凡女子，她逃了！

我吹一口气，拂开历史的尘烟，看见一九三八年隆冬的一个晚上，她预备逃了——是有预谋的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那个冷风沉沉的黑夜，她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黑路上没有人，然后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将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而去。

她是这样的小心翼翼，亦步亦惊！又是那样滑稽天真，还庆幸自己没有忘记和黄包车夫还价。真是一个小女子！她终于逃出那个死气沉沉阴冷潮湿的家了，并且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坚强的爱玲，那段被拘禁的日子给她带来的创伤是何等地深重。后来被她化进了《半生缘》里，顾曼祯被拘禁、逃走的经历，隐约透视了她自己曾经的感觉和苦痛，虽然却也只是淡淡的。她不是那种习惯诉说悲伤的人，不是拿着自己的隐私哗众取宠的人。她的安然，注定了她能够安静地写作，写出经得起岁月沉淀的作品。她华丽而不浮躁。

且她是那样的果敢决绝，即使她母亲明白地说：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她想了想，仍决定和母亲在一起。她想像着母亲周身那种阳光丰盛的感觉，她喜欢她房间的轻柔气息。纵使后来母亲景况不佳，这个自小娇纵的大家小姐也没有一点怨言。她只是有时站在公寓的阳台上，看着那被高楼割裂成块条的天空，落寞地站着。微笑或者悲伤。有谁知？女儿心事。

爱玲不是一个快乐无忧的孩子，很早以前她快乐的色彩就不单纯了。她的冷静甚至让人觉得吃惊：“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

我也不是个快乐的女孩。即使有，也不是那种天真无邪，而是沉坠的快乐。爱玲能逃而我却不能。因经年被父母供养，没有经济能力，又有身体的束缚，亦不能果敢而无顾虑地说一句：“我立刻走。永远不再回来。”即使母亲用这样的话来刺痛我，我也只是冷冷地说：“我肯定不会走，我不会贸然地离家出走，而后再像流浪狗一样被人领回来。”

然后我走进房间，任凭哭泣。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如此说，因为她知道我足够坚强。我笑了。她不知道我是如何熬过来的。那种即使她知道，也是无法体味的绝望。

我躺在c黄上整夜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像爱玲说的一样：“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四壁是森然的杀机。眼泪变得虚无，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想到过死，却熬过来了，无法放弃对人世的渴望。我发现了自己的冷静，只是身体和灵魂的割裂，无从逃避。从此激越地想要离开家。

真的有能力离开了，却又安静地走回来，安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没有任何勉强。或许，我想要的就是离开的能力，有了这个过程，一切都变得圆满。

也记得有几个逃家的例子，都是一逃成名，逃得光彩夺目。譬如宋庆龄将被单打成绳索，爬出窗户逃出家，嫁给孙中山。是为伟大的爱情而私奔。

女人，往往是为了爱而逃离，有时候也为了自由。但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从此地逃到彼地，意义不大。

然而，爱玲的出走，也有她自己的安排。听听她的倾诉：“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