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你英文好，不用怕的，就当练口语了，别人还没这机会呢！”王清最后总结说。

我看看她，嘴巴动了动，“你知道我六级考多少吗？”

“多少？不是良好吗？”

“六十分。”

半晌，我俩都没说话。

最后她把资料递给我，“你真得好好看看，我不给你捣乱了。”

我当陪同只有一天，但是这关过得很惊险。

上午参观介绍一路陪同下来，自己厚脸皮的天性发挥了积极作用，目中无人来者不拒口齿伶俐，发音流畅（标准就算了，毕竟不是学语言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打磕巴地说下来，把老外乐得嘎嘎的，连小楚都被唬住了。吃中饭的时候，我就断定她也是二把刀。后来一问，果然是英文专科毕业，估计成绩也不高。

但是下午就没这么顺利。

几个工程师团团围坐，我一人站在台侧，老外在讲台上打着幻灯片呜哩哇啦地讲着。我的脑子高度紧张，不停地翻腾着恶补下来的专业词汇，语法是一点儿也顾不上，两头都能糊弄明白就行。

终于，一个工程师问了一个微波方面的问题。我张嘴翻译，但是“微波”这个词说成了“wave”。老外知道我外语的斤两，所以很客气地问我什么波？

我觉得wave就是微波，微波当然不会是长波，万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wave”。

老外开始额头冒汗，工程师以为自己说错话了，紧张地盯着我。

我左右看看，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糊弄不住了！而且我不知道哪儿错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微波不是wave，我以为wave就是微波，连改都不知道在哪里改。

老外又绕着圈儿地问了几遍，后来干脆自顾自地说话，无意中在他描述信号传播的过程时，我听到“microwave”这个词，灵光一现，症结找到了。

我装腔作势地听完，又翻译成中文。因为答非所问，工程师又怕说错话，没有追问问题。但是我自己对老外说，刚才我的同事问的问题是……又重复了一遍，词也改正过来了，最后，聊致歉意。老外如释重负，还跟我说没关系。想来也知道我是菜鸟，他们并没有初见时的谨慎和恭敬了。

问题很简单，有问有答地解释清楚就好。

同事听我一人在台上跟老外嘚啵嘚半天，最后老外把问题回答出来，知道我这里可能出了点儿故障。好在他们无人追究，似乎比我还想早点儿结束这场交流。

活动结束后，老外吃得脑满肠肥打道回府。何春菊总结经验把我叫进办公室，先大大表扬了一番，说我很擅长交流，最后又状若无事地说：“以后还要加强学习，专业词汇要多学，用的时候再学就晚了。”

她那里只言片语，我这里听得浑身冒汗，就差点头哈腰了。

第一次做翻译的得意，就在这种惊险和打击中悄然泯灭，让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回忆，即使回到学校，也不敢向同学夸耀。

当翻译只当了一天，但是何春菊为了让我加强学习，丢给我很多资料，让我翻译成英文。王清说她推卸责任，我只当学习了，没有理会。

在这期间，张秀秀搬走了。

我们挪到一个小房间，只能容下两个人。

王清说：“唉，我觉得秀秀走晚了。她跟我们走得太近，而且她那性子太急太直，跟小楚的人不对盘。”

“王清，你怎么什么都懂呢？”我抱着资料一边看东西，一边吃花生，还能腾出嘴来问问题，真是服了自己。

“我就是这种人啊！”她很得意地笑着，“你呀，是做女强人的，我呢，就是培养你这种女强人的！”她很得意地说着。

许多年以后，我们再见，她的眉宇间已经没了当初令我惊羡的得意和骄傲。彼时，我们在各自的单位工作，衣冠楚楚，言辞有礼，却再也没了那时的亲密无间。

我很怀念。

谢亦清偶尔会打电话问候一声，但是很明显他非常非常忙。有一次，他半夜十一点打我手机，兴奋地说自己挣到大钱了！

我那时还在公司看小说，顺便翻译资料。王清已经回去睡觉，因为第二天她要出差，早上七点的飞机。我暗自庆幸没有吵到人家，那边谢亦清已经不管不顾地说自己如何拿到一笔巨额的小费，或者说是提成。

那时候四位数对我来说都是了不起的大钱，如果在五位数往上的，基本上就是巨款了。可是他已经挣到五位数，我自然吃惊得合不拢嘴。

“孟露，等我攒够了钱，我们一起开家贸易公司，做国际贸易！导游这个行业不能久做，我觉得还是国际贸易比较好。”他旧话重提，我只好打着哈哈安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