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将杨干院的兴建时间定于宋宝祐六年，为护罗秋隐坟而起，为这起争讼画上最后的句号。

罗氏一族继续在呈坎繁衍，绵延至今；杨干院也始终坐落在杨干，不曾迁移。远山近溪，晨钟暮鼓，几百年来，那座孤坟依旧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扬的钟声始终相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话：“阴坞口的风，杨干院的钟。”两者皆是兴旺不衰的象征。

杨干院在明末尚存，两朝领袖钱谦益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七日发灊口，经杨干寺，逾石砧岭，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赋》里提及，杨干院败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点着了蚊帐，把这座空寺彻底焚尽，只有一道灌斗砖墙残留。

第四卷

后记

我跟这个故事的缘分，说来很是奇妙。

丝绢案之后，我对徽州文书産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阿风老师的《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教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从中第一次得知了杨干院的事迹。

可惜那篇论文的重点在徽州僧俗关系，关于案子本身，只是大略讲述了一下过程。我迫切地想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全文，论文注释里却只提及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我在网上找了一通，未果，看来那本史料并没有被电子化。我又下了一大堆相关论文，可也一无所获。我绝望地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社科院找。

那是2017年的夏季，我背着书包，骑着共享单车，兴沖沖地跑到了社科院门口。奇迹发生了，门卫并没拦我，大概我的形象比较符合经常来这里的人设吧……胖胖的、背书包、戴眼镜、骑自行车，眼神还有点呆呆的。

我找到办图书借阅证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脑后。我说我想办证，小姑娘问，你哪个所的？

我：“呃……普通市民。”

小姑娘：“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我一阵失望，但也有心理準备。小姑娘突然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警惕地拿起手机。我在她报警之前，赶紧转身。马上要到门口了，忽然听到背后喊了一声：“你是亲王？”

我吓得一哆嗦，这麽快警察连网名都查到了？赶紧点头承认。

然后我才知道，小姑娘和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剑三里的师徒，刚才她看我眼熟，拿手机偷拍了一下，发去微信跟我朋友确认。

确认身份之后，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还是拒绝了我办证的请求。

我哭着表示理解，又灵机一动：“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数据库，看有没有馆藏《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原件？”

小姑娘表示这没问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原件是藏在社科院历史所里，和社科院图书馆还不是一个系统。而且这份原件是明代原件，算文物，保存状况敏感，别说外借了，就连借阅都极有难度。

我一听，完了，这回肯定没戏了。我只好向小姑娘道谢，失望而去。然后我忽然又灵机一动，问她能不能联系上阿风老师。

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又拒绝了。不过她答应如果碰到阿风老师，可以帮我问问看。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我总算加到了阿风老师的微信。我忐忑不安地问，有没有《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影印本可看？阿风老师说没有。

我哭着表示理解。没想到阿风老师随即说，你别费劲去看原件了，很难辨读。有一位已故的周绍泉老先生做了一部分点校工作，我以他的工作为基础，把全书点校完了，马上就会在下个月出版的《明史研究》上登出来。

我差点仰天长啸，这实在是太有缘分了，连续两次的奇迹啊！阿风老师还很热心地把他的很多论文发给我参考，他对一个陌生人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俗务耽搁，这篇文章到现在才算写完。它基于周绍泉、阿风两位老师点校注释的《杨干院归结始末》，以及参考了阿风老师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教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明代府的司法地位初探——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等一系列论文。与其说是写作，其实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第五卷

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

序章

天生命苦，湖中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