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是个孝顺儿子，对于统嗣奉先之类的事情怀有情结。杨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无从判断。但他对于罗氏一族拼命保护祖宗祠坟这个行为，很有好感，甚至颇有共鸣。朕当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亲生父亲的牌位吗？

而且……这个案子，实在很合朕的心思啊。

罗兴进京上访这个时候，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此时他的政治手段日渐成熟，知道这种事不宜强行推进，一定得按部就班地来操作。

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

按照嘉靖皇帝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吏部尚书夏言将上一道奏疏《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连续提出三条建议——“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建议放松宗庙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许子民祭祀自己几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则，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请。”这是夏言的原话，未尝不是嘉靖皇帝的心声。夏言上疏之后，嘉靖皇帝立刻顺坡下驴，下旨準许民间联宗立庙，祭祀始祖。

这个消息只要一传出去，全国宗族一定欢欣鼓舞，热烈响应。朝中臣工无法反对，谁敢说自己不想祭拜先祖？在各地开禁祭祖的大潮掩护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亲爹追尊庙号了。

这个罗氏祖坟，正好是因为违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宽毁去。对嘉靖皇帝来说，这可谓是瞌睡时送来一个枕头。他可以借这件案子隐晦地点明一下态度，提前吹吹风，为明年的开禁祭祖宣传造势。

再说了，罗显告的是杨干院，那是释教的寺庙，对一心沉迷修道的嘉靖皇帝来说，也没什麽好顾虑的，说不定还会在心里暗爽一下。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处理此案。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谁都看得出来嘉靖的态度，否则特意下旨干吗？于是杨干院这桩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飞快，从都察院转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对罗兴的处理意见。

罗兴越诉上京，论律当罪。都察院广西道——这是部门名称，并非专指地域——判定对该犯施以杖刑，但法外开恩，减了一等。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给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门——顺天府。顺天府对罗兴施完杖刑，给了他一张路引，让他回原籍候审听理。

紧接着，五月十四日，都察院发布了对罗显、罗兴所诉杨干院侵毁罗氏祖坟案的处理意见：转发应天巡按御史宋茂熙，着其亲自审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吗？

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官场惯例。

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在细微处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麽打。

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麽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

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準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就能发现深意。

“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

“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

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得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支持罗家。

如果受理官员还不明悟的话，再想想，有几个上访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头头郑重其事地呈给皇上？那个流程本身就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态度，都察院“默会”；都察院的文书，应天巡按御史也“默会”。宋茂熙是个老油条，他觉得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关注，还是别沾手的好。他随即下文，把这案子又转到了宁国府，重新审过。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麽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