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椿的手段，不会不去重金贿赂这位“黩货无厌”的主官，补上最后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审理时，表现出了极其露骨的偏袒，对法椿、佛熙一方言听计从，对罗显却屡屡训斥。罗显吓坏了，他知道高琦的名声有多坏，除了“贪”之外，还有一个“酷”，动辄动刑，被当场打死也不是没先例。

罗显年纪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会被水火大棍伺候，便被迫含泪认。

高琦一见被告服软，立刻敲钉转脚，发下判决：罗显和那两个帮忙搬瓦砾的罗氏族人问罪发落，县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坟铲平。

杨干院一方大获全胜。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纲，熟知司法流程不说，又胆大心黑，盘外着一着接一着，更有杨干院的财力支撑。他以有心算无心，硬是把一桩没道理的官司给打赢了。罗显输得冤枉，可也输得不冤。

罗显回到家里，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气愤。

倘若还在宋代，罗氏一族里世代簪缨，人脉深厚，连兴建杨干院都能请来当朝右丞相撰文，哪个宵小敢来动歪脑筋？可惜进入明代之后，罗氏的官运却大不如前。

準确地说，是后罗的官运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罗与后罗两脉。前罗在明代出过几个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罗小华、隆庆进士罗应鹤、着名清官罗尚锦等等；后罗一脉则与官场断了缘分，他们家出了不少商人和举人，但再没见到什麽朝廷大员。

要知道，官员数量与家族地位密切相关。没了官身护佑，你繁衍得再兴盛，也不过是一块肥肉，引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无忌惮，高琦之所以敢贪赃枉法，还不是觉得后罗好欺负呗！

罗显担心这场官司一输，后面的麻烦无穷无尽。他召集了各房家长，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族人们深知其中利害，纷纷出钱出力。现在有文献记载的，罗显惠、罗仪、罗权、罗兴等八人负责跟随罗显当助手，处理官司事宜。在活动经费方面，罗昌玺捐了720两，罗斯昌、罗斯齐两兄弟，罗仪儒、罗良玺、罗珂珊等身家比较富庶的族人，每户捐了650两银子。次一等的罗姓族人，或捐300，或捐100，也有家境比较困难的，只捐了十几两。

总之罗氏一族“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乐输以为助”，齐心协力要渡过这次危机。罗显对此很是激动，感慨说：“将以见一时举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后世知孝于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励云耳。”

罗家足足凑出差不多4000两银子，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8000石大米。打个官司而已，用得着这麽多钱吗？

还真需要。

《近事丛残》里有这麽一段隆庆年间的往事。一个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坛居住，遭遇强盗打劫，怀疑是扬州一个叫韩嘉言的盐商干的。曹大章把韩嘉言告到了应天府。官司开打之后，两家各显神通，不是买通应天府尹，就是去找科道弹劾，行贿的行贿，收买的收买，银钱泼水一般使出去。最终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终于判定韩嘉言与强盗案无关。

可怜韩嘉言为了上下疏通打点，百万身家花了个罄尽。虽然结局他还了清白之身，却已被这无妄之灾折腾到破産的边缘。

可见在大明打官司，每一层环节都得使钱，不多準备点银子是不成的。拿这4000多两去对撼杨干院的和尚，还远远不够呢。

罗显收得了银子，聚齐了人手，族里问他下一步打算怎麽翻案，罗显想了想，去歙县击鼓鸣冤肯定没戏，闹到徽州府也意义不大。

他一咬牙，说咱们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诉去！

巡按察院是个什麽地方？为什麽罗显觉得去那里上诉会更有胜算呢？这还得从大明的上诉制度说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打官司要一级一级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纠纷，先让里老调解，不成则去州县里打官司；州县解决不了，再上诉到府里；府里不满意，再上诉到省级最高司法机构——按察使司。这个次序不能乱。如果有人胆敢越级上诉，扰乱司法秩序，无论是否冤枉，先笞五十再说。

歙县的上级主管是徽州府。罗显要循正规途径，必须先在歙县提告，然后再去徽州府上诉。这官司一打起来，怕是会旷日持久。

但凡事总有例外。

明代有一个官职叫作“巡按御史”，该官员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政务。可以把其理解为一个空降的司法兼纪委官员，上可通天，只对皇上负责，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权柄极大，地方上举凡民政司法的庶务，有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更可怕的是，巡按还有两把尚方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