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罪状，都是大犯忌讳的事，从判词来看，距离谋反只差了一线。

所以程任卿的判决最重，居然是斩监候——相当于死缓。整个徽州大乱中，被判处死刑的，只有他一个。

程任卿真是个奇人，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哭诉哀号，而是慨然上书自辩。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带讼师光环，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居然探讨起判决书里援引的大明律和犯罪事实的适用问题。

他没否认那些指控事实，但是声称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性质不适用于本案。一点、两点、三点……论点鲜明，逻辑缜密，旁征博引，简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风云》。如果说帅嘉谟是数学学霸的话，那麽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时的法律达人。

这些抗辩，并未能改变他被判死刑的事实。不过斩监候这个罪名很微妙，判了死刑，但什麽时候执行却没说，这就留下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并没有秋后问斩，而是舒舒服服待在监狱里。徽州府考虑到五县民衆的情绪，不敢轻易执行死刑，索性一直拖着。

程任卿在监狱里待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写书。

狱中写书这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不过程任卿要写的这本书，和寻常的可不一样——準确地说，他不是写，而是编书。程任卿联络了徽州府的官吏和诸县友人，把围绕丝绢案的大大小小的文书，都搜集起来，彙集成册。

要知道，丝绢案持续了这麽久，中间各个利益集团无数次争吵议论，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乡绅们的书信、题记、状书，诸县申文，诸府、兵备道、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帖、告示、宪牌、奏文、判决书、保书，等等，应有尽有。

徽州又有健讼传统，健讼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因此各县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私人还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编这本书不缺素材。

他只花了半年，便编撰成一本书。

不知出于什麽目的，程任卿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误会的名字，叫《丝绢全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讲怎麽造丝绸的，以后可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一个书架里。

《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从隆庆四年帅嘉谟上书海瑞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终（其实最后还附了一篇何似的临终说帖），一共收录各处文书一百三十七篇，基本上囊括了整个徽州丝绢案从官府到民间的全部重要文献。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剖白心迹，表明冤屈。很难得的是，程任卿并没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他虽然自认冤屈，但对《丝绢全书》没有进行任何裁剪修纂，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哪怕是对他和五县不利或谩骂的文字，照样一概收录，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注，略微辩解几句。

《丝绢全书》里的很多歙县文献，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个贪图小利、沽名钓誉的丑角。不知道程任卿编撰到这一部分时，是不是会摇头苦笑。但他严守立场，未做涂抹，而是原封不动地抄录进去，堪称史学家的典範。

中国很多古代史料，往往只记录大要而忽略细节，重结论而轻过程，多高层而少下层，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间的事件——记录语焉不详，框架虽在，细处缺失。后世之人，只能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去猜测。像徽州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一句描述。光看那个，研究者恐怕只会当其是一场普通民变，一掠而过。

感谢程任卿，能保留下这麽多材料，我们才得以窥到当年那一场大辩论的真实风貌，从起因到结果，从官府态度到民衆反映，无不历历在目，生动无比。

这篇小文里有大量细节描写，绝非“键者”杜撰脑补，实在是《丝绢全书》里收录的资料太细致的缘故。明代民间县一级事件，能记录到这种程度的，可谓绝无仅有。

（附截图一张，足见里面提供的史料详细到什麽程度——差不多可以当电影脚本来用了。）

程任卿的这个斩监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后来有个做官的同乡叫余懋学，上书给他喊冤，最终得以改回充军，并被发遣到边疆。程任卿这人也真有能耐，戍边期间居然还立了大功，当上了把总，最终荣归故里。

婺源人民，始终记得这位抗争英雄，也在《婺源县志》里的义士传里留了一个位置给他。而《丝绢全书》，也因此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