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530两无法沖抵，账不平啊。

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线，让谁多扛一分，估计都得爆炸。

要麽，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因为你这里减交，那里就要多交，算来算去，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一干能吏高官，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子愁眉不展。

这时，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让它吃亏，岂不就正好两便吗？

什麽？怎麽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

有哇，两个字：协济。

所谓协济，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由上级出面协调，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这种援助一般来说都是临时性质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了防备倭寇，徽州府协济苏州、松江海防16,000两银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了巩固长江防御，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1300两银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徽州府协济池州10,000两，用于迎接仪仗开销。

这些大的协济，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钱就不用给了。可还有一些琐碎的小协济，虽属临时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规，变成一项长期性的税负。这是大明税制的一个特点，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轻易更改不得，日积月累，形成无数散碎、複杂的短链条。

这些琐碎协济，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不依行政划分而行，经常跨数府数县。比如兵备道副使冯叔吉这个“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的头衔，就是依长江而备，跨越六府。若想寻求地方支援粮饷，非得靠徽宁兵备道来协调。

因此，兵备道对各地的协济情况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员的建议，请兵备道出面，清查一下协济费用，看哪一项有不合理之处，取消便是。

兵备道也想尽快从这个泥沼里脱身。于是在副使冯叔吉的授意下，兵备道清查了一遍账簿，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科目：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

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衢州、严州兵备道，它的驻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没什麽关系。徽州为什麽要给它兵饷？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

明明是徽州协济金衢道的费用，却要送去徽宁道的池州，这账目流向也太乱了吧？

仔细一查，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了防倭，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副使，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这个机构被裁撤，却没有下家来接盘。徽州府在那段时间，处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

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複往日，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这事不用着急处理。没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一群来自金华的矿工化身流贼，沖入婺源县大掠一番，徽州六县为之震动。

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遂移文邻近的金衢道，希望他们就近协防。协防需要兵饷，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于是徽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每年解送衢州。

后来到了隆庆六年，朝廷设立了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回来。按说这笔饷银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

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徽宁兵备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兵备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中间加上“解池州府”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到池州来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还觉得挺高兴。因为解送兵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这麽一改“解池州府”，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阖府上下，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情。

经过这麽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名义上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